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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er-lee1 提交于 2021-10-28 16:41 . sql_withoutTe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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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ure for table "guancha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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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guanchaz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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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KEY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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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for table "guancha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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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INTO `guanchazhe` VALUES (1,'冈特·舒赫:在美国一顿“神”操作下,德国人竟也开始欣赏中国了……','冈特·舒赫','2020-07-13 07:18:05','【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冈特·舒赫】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连线”。今天的话题是:美国能否逼迫欧盟通过“去全球化”来孤立中国?想象一下你有两个朋友,你们三人相处得还凑合。后来,你两个朋友打起来了,分别来拉拢你想让你撑腰。你不想选边站队,因为是他俩在打,跟你没关系。很快,一方走上门来,相当于拿枪顶着你胸口一般,说:“选他们还是我?你要么跟我一队,要么跟我作对,你必须选一边。”站在德国、法国或者欧盟的立场上,这是个迫在眉睫的话题,我甚至觉得已经走到这个份上了。这位老朋友就是美国,它的行为越来越不端,却要人为它效忠。另一位朋友就是中国,交往没那么久,但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话题用10分钟的视频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就谈三点:一首先是美国所作所为的一些例子。他们说:“如果你让华为进入你们的5G网络,我们就不再共享情报了。”“我们将冻结所有参与建设俄德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企业的账户。”“我们制裁那些伊核协议签署之后有意履行合同义务的跨国企业,当年签署伊核协议的国家有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还有德国。”事实上,美国前任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刚刚到任几小时内,便在推特上发言:“在伊朗做生意的德国公司应该立即开始逐步停止运营。”这不像是从外交官嘴里说出来的话,让人想起二战后美军占领德国的年代。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以及政府其他官员希望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全世界”都团结起来反对中国。但要注意,美国真正在乎的“全世界”显然是不包括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处于“好人”阵营的欧洲,是美国依靠的重要盟友。那么我们就只能任其发号施令,只能屈从于淫威吗?我们的观点是什么?这就来到我的第二点——一切权力源自人民,那么德国公民目前是怎么想的呢?二我找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来源比较可靠,是柯尔柏基金会,这是一家历史比较久的私人基金会,在德国内外都有很广的关系网络,可以说备受尊重。他们进行了一项名为“新冠疫情时期德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想知道世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定期都会进行类似的研究。为此他们对具有代表性的德国人口样本进行了面谈调查,我们来看看调查结果吧。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去全球化是不好的,而这正是美国推动的核心前提。德国以出口为导向,是欧洲边界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显然对全球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好处坚信不疑,而美国人则往往有孤立主义倾向,毕竟他们两面临海独居一片大陆,这么想也可以理解。结果就是,德国人在应对新冠疫情期间,最相信的就是国家政府和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对于私人企业,德国人显然不信任,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经济动机。那么他们认为国家表现得怎么样呢?美国无休止地反复抨击中国,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标。超过70%德国人认为如果中国更透明,抗疫会更顺利一些——这其实没什么好争的,即便我的中国朋友们也认同这一点。不过,如果换做是我们,响应速度会更快吗?从欧洲、美国、巴西等地的事实证据来看,恐怕不会。更重要的其实是看某个国家这段时间以来给外界留下的整体印象。','https://www.guancha.cn/GunterSchoech/2020_07_13_557328.shtml','特朗普,欧洲,中国,德国'),(2,'亚瑟·赫尔曼:朝鲜战争、华为和中国问题','亚瑟·赫尔曼','2020-07-13 08:38:36','【文/亚瑟·赫尔曼】70年前的今天(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如潮水般涌入了韩国境内。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极为震惊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刚刚开始的冷战似乎突然进入了危险的热战状态。回想起当年那些曾参与这场战争并为此作出牺牲的美国老兵们,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场爆发在朝鲜半岛上的冲突至今仍未结束,朝鲜和韩国(以及作为韩国盟友的美国)并未签署和平协定。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通过对半岛冲突的“干预”,洗刷了在西方面前持续了100年的耻辱历史并重申了中国的大国地位。那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战争,可以说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那场战争的后续影响之中。那场战争与5G以及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关系。在7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对美国和西方构成真正威胁的并不是朝鲜,而是中国。正如70年前美国不得不远赴东亚战场去保卫韩国的自由与安全一样,如今美国也必须保卫我们的无线通信技术阵地,这一技术将参与塑造21世纪的历史。历史学家们经常讨论的“德国问题”在整个20世纪一直困扰着欧洲大陆,如今是时候讨论一下“中国问题”了,这个问题存在的历史比“德国问题”还要久。在195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衰落在亚洲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从日俄战争到法国对中南半岛的殖民,当然还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此后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偷袭行动。中国当年对朝鲜半岛的“干预”可以被视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起点。从走向战场的志愿军身上,从1964年升起的蘑菇云中,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今天的中国不仅已经在军事领域崛起,而且其遍布全球的经济帝国主义力量已经在从澳大利亚到非洲再到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得到了展现。下面我们来谈谈华为问题。在中国人眼中,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不仅是一家公司,它还是中国在成为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后所掌握的全球霸权的一部分。华为已经与全球90多个国家签署了5G商用合同和网络测试协议。在北京眼中,华为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意味着经济利益,而且具有地缘政治价值,这就是中国把与美国的5G主导权之争视为一场战争的原因。北京和华为都已经注意到,美国经济正陷入衰退,美国社会充斥着暴力而且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因此相信自己必将取胜。中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过于草率了。70年前,当朝鲜军队大举进犯时,美国和韩国军队不得不退守釜山,不久之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的仁川登陆彻底扭转了战场形势。此后朝鲜和中国军队再次让我们陷入了困境,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长津湖地区进行了绝望中的殊死搏斗。不过麦克阿瑟和李奇微(MatthewRidgway)将军再次扭转了局面,共产党军队最终被迫撤回到三八线附近,这正是不到一年前一切开始的地方。麦克阿瑟很清楚,在此生最后一场也是最艰难的一场战争里,他的对手并非朝鲜人,而是中国人。在1950年11月写给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Marshall)的一份秘密报告中,麦克阿瑟提到了中国“干预”朝鲜半岛的动机。他写道,毛泽东正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选择与苏联结盟,不过从其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来说,这个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并展现出帝国主义特征,它渴望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中国获得了那种实力,我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在今天看来,麦克阿瑟的预言已经变为现实。我们必须把西方与中国在5G、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无人驾驶、量子通信等技术领域的竞争视为70年前朝鲜战争的一种延续,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竞争的本质:这是西方和中国对世界未来的一场争夺。1950年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在战场上我们几乎战败,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in1950wefacedawarwewerenotpreparedtofightandnearlylost,onlytofinallyprevail)。这一次我们也许没有麦克阿瑟那样的人物来主持局面,不过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我们还有遍布世界各地高举自由旗帜的朋友。我们必须参与这段历史的书写。(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6月25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https://www.guancha.cn/ArthurHerman/2020_07_13_557342.shtml','美国,中国,华为'),(3,'傅莹:面对美方挑衅,中方应考虑“主动出牌”','傅莹','2020-07-13 08:16:09','大家好!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线上讨论。非常高兴在线上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见。刚才听了王毅国务委员和基辛格的讲话,基辛格对两国关系的深情祝福打动人心。王毅国务委员的讲话有很多新意,包括对智库提出的一些研究的题目,例如关于两国合作以及管控分歧的清单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认真思考。也希望在座的美方学者能够和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王毅国务委员提出的要求纳入到合作项目的框架内。时间有限,我直接谈一下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前面几位谈到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现在,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建交以来一个十分困难的时刻,有人甚至说是“至暗时刻”。我认为,可能还不是最低谷。观察白宫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在大选前中美关系再出现新问题的可能性还是高度存在的。但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各方对未来中美关系到底向何处发展有很多深入思考。刚才坎贝尔和陆克文都深入分析了这个问题。观察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或者可以称之为鹰派为主导,试图把中美关系推向对抗,持续推动“脱钩”,他们提出的中美关系方面的政策产生的作用都是减号,把中美关系往对抗的轨道上推,而且毫不犹豫,不考虑后果。任凭这股力量推动下去的话,中美关系进入恶性竞争的轨道恐怕难以避免。所以,中方面临着如何作出回应的问题。他们往这个方向推,我们在和他反抗、斗争的过程中,也存在是否会加快这一走向和对抗的节奏的问题。从观察角度来看,是存在困惑的。另一股力量是相对理性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督促中方修正自己。这个方向看似理性,但是顺此发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将经贸、科技领域的“合规”压力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刚才王毅国务委员也讲了,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双方应该各走各的路,不应试图去改变对方。所以对中方来讲,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中,中方面临着一些大的问题需要把它想清楚,需要和美方探讨清楚。从中方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如何判断世界潮流?冷战之后我们对世界潮流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潮流如今是不是改变了?是不是要变成冲突与对抗了呢?还是会继续和平发展?中国自身的发展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这个进程如何避免被打断?王毅国务委员刚才也讲到,我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如何保障这个环境?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我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这条道路上有效开展国际合作?这些都是中国在21世纪历程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决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未来两国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接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瓦解。我们经常听到欧洲、日本等“中间地带”国家的学者对目前的形势表示担心,加拿大大使也和我探讨过,大家都比较纠结,因为其他国家都不愿看到中美分裂,不愿世界分裂,不愿选边站队。他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在方向上有一个理智选择。刚才陆克文说到,中国人常说“正确的方向”,正确不正确是中国人的概念,关键是有利于大家的方向,其他大部分国家对中美关系现在的发展方向是担忧的,希望能够做一个更理性的选择。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形成“竞合”关系,即大国良性竞争的新型关系,其中有竞争,但是可控,同时保持必要的合作。然而,目前美国官方层面这种意愿比较弱。美国人非要说竞争,中国人一开始不愿意接受“竞争”的概念,希望主导面应该是合作,这是中国人希望的,形成大国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但问题在于,尽管中国有这样的愿望,我们面对的美国的决策者以及国会释放的信号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去做。那中国怎么办?我们认为应该做个理性的、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的中美关系的方向选择。如果美国不愿意这样选择,我们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想往这边走,美国人想往那边走。有没有办法说服美国,或和美国一起合作,能够走向“竞合”的方向?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鉴此,中国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认真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能够维护中国根本利益、能够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大方向的选择和方案。我提几点想法供参考:第一,中方应该不仅仅对美方的挑衅做被动回应,要考虑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合理关切。当然,我们采取主动,并不是说我们也要提出对抗,我们做出的选择,或者主动做的一些事情,首先要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考虑解决美方的合理关切,还要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我觉得王毅国务委员提出的研究和制定拆解中美矛盾和问题的单子的建议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应该考虑一下。从中方角度讲,我们应该主动提出在哪些关键领域进行坦诚对话,而且要认真倾听彼此,而不是事先就认为对方都是错的,自己都是对的,这样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辩论和辩解循环。要认真倾听彼此,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的理解,要就行为边界和底线达成共识,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利益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第二,刚才许多人谈到,现在海上安全问题比较令人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成长比较快,必然会引起各方关注。大家都想知道中国海军力量增长的目的是什么?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让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尤其对海上的诉求和利益边界要更加清晰,使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主张和底线,在此基础上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我特别同意陆克文讲的,要有管控的手段和方式,因为现在双方近距离接触确实比较多,要避免发生误判的可能。第三,面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实际上,虽然中美双边关系紧张,但据我了解,专业界的协商、对话很多,这非常重要,我们一定不能阻碍他们,要多给予鼓励和支持。在全球层面,中美合作应该是全世界非常期待的,中美应该早一点开始探讨这个问题。第四,要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树立自己的形象意识,让世界多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我们有时听到一些批评或说法容易愤怒,容易生气,容易着急,其实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中国不了解,我觉得这方面还可以多做一些努力。刚才谈到关于美国是不是衰落的问题,美国现在有很多困难,无论是国内还是和世界的关系都处于调整阶段,它能不能调整过来,能不能恢复起来,这是美国自己的事,不是别的国家说什么能决定的。同时,中国国内也面临非常严峻的任务,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今年要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我们还在制定“十四五”计划,自身的任务非常繁重。中美两国在国内都有非常重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相互“踩”对方,各自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同时相互合作,从积极的角度去帮助世界,这是我们两国应有的姿态。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和美方已多次谈过,希望构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这应该是我们讨论和推动中美关系最根本的指导。谢谢!(文章根据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整理人:翟亚菲)','https://www.guancha.cn/fuying/2020_07_13_557340.shtml','中美竞争,中美关系,中美博弈'),(4,'科工力量:联想要战略补贴?先看看中国计算机先驱“革命”的十个故事','科工力量','2020-07-13 08:02:44','【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陈辰】2001年底,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俞慈声,干了一件轰动国内IT圈的大事:在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全部采购红旗Linux操作系统、方舟1号芯片等国产软件,把微软整个踢出局。事出有因,除信息安全问题外,微软还在协商中强硬表态:必须网上激活WindowsXP;要捆绑购买Office;不能降价。这让俞慈声实在无法接受。另外,北京市科委也想扶植国内软件。东方平地一声“惊雷”。微软第三号人物克瑞格·蒙迪迅速赶到北京四处游说,试图缓解局面;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写信给北京市长刘淇,为微软辩护,同时施压处置俞慈声。当时,正值北京冬天最大的一次雪,十余位院士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为俞慈声说情。其中,中国计算机事业奠基人、两院院士张效祥中将第一个签字,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据说朱总理看到十多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遥想十五年前,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掀起全球军事科技竞赛时,也仅仅只有4位院士联名上书启动863计划。但接着,微软撤掉中国区总裁高群耀,宣布唐骏“临危受命”;然后基辛格访华,与国家领导人握手。在中美《上海公报》签订30周年之际,他们的斡旋点不在北京市政府,而在更上一层。最终,第二年6月,时任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来到中国,在唐骏的游说下,他与国家计委签下62亿元的合作大单。唐骏一时风头无俩,媒体宣称他“再造微软中国”。而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市政府,并不好受,Linux使用问题接踵而至。于是俞慈声又分别启动“扬帆计划”、“起航计划”,来改善软件的适配、移植和Office不兼容等问题。在这场博弈中,尽管微软在三年后“翻盘”,但俞慈声代表首都政府的“挂帅”,以及两项补救措施,构成了对微软中国影响深远的有力一击,也鼓励了国产操作系统和软件的发展。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这起“北京市政府采购事件”,在国内计算机事业开辟和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激情抗争、艰苦卓绝和呕心沥血的故事。冷战初期,在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科技重重封锁下,新中国“一五计划”,以及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打下了重工业基础。但是,科学技术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和发展。于是,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结合“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中科院和苏联专家意见,开始主持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推动“向科学进军”成为全国行动口号。然而,两个月后,周总理接见受邀来华的16位苏联专家时发现,名单中有6人是从事新技术领域研究的,包括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这引起了他的思考。在让了解情况的两位部长作了一份报告后,周总理得知,美国、苏联等国已将电子计算机,当做打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装备,而且在大力开发和应用这项技术。当时,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经试爆原子弹外,美国更将电子计算机运用在弹道飞行、飞机设计、电报密码和经济分析等多个军民领域。而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是一片空白。强烈的紧迫感来袭,周总理下定决心大力追赶。他指出“十二年规划”仍偏重传统产业的问题,同时选定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四项,作为科学规划的“紧急措施”。不过在内容修订过程中,电子计算机项目一度因前景不明,引发争议。当听到有人说中国还做不了这项技术时,周总理斩钉截铁的回复:集中全国力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自此,中国计算机事业宣告启动。但四项“紧急措施”的内容最初并没有公开,直到1999年中科院“两弹一星”工程相关资料陆续公布时,沉淀50多年的“秘密”才逐渐被人们知晓。根据四项“紧急措施”的要求,1957年2月,中科院计算所派出了20人赴苏进修队,张效祥任队长,主要学习苏联M-20计算机的技术资料以及制造技术,时间是一年。当年底,中国科学代表团到访莫斯科,洽谈研制第一台国产大型计算机。期间,中方认为要让中国有能研制计算机的环境,于是拒绝了在苏联生产的提议,坚持在中国制造。苏联最终同意,且允许进修队延长学习半年。1958年8月,进修队一返回北京,就立即投入了国产104计算机的研制。项目以苏联BESM-2计算机为蓝本,由张效祥主持整体工作,苏联方面也派出专家辅助。然而,接下来的两大难题是:104机在国内加工、调试的工作量估算是7万个工时,比在苏联要多3万工时;原苏联的磁鼓、磁带机和光电机等外围设备图纸,存在较多错误。既要改动、重新设计,又要赶上时间进度,张效祥和许多同事,吃喝睡都在工作房里,每天三班倒。他经常晚上一点多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上岗,然后就一直都没停下休息。在张效祥主持下,项目在计算所等10多个单位协同下进行。历经约一年艰苦攻坚,104机宣告研制成功,并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这台计算机平均每秒运算1万次,接近当时英国、日本计算机的先进指标。通过104计算机的研制,中国具备了自主开发计算机的初步条件和配套队伍。后来,许多重大科学课题纷纷上机运算,国内第一颗原子弹的相关科学计算,就是由104机实现的。由于意义非常重大,104机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张效祥后来也被称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人”。而五十多年过去,他依然记得,那七八十位国内科研人员的名字。','https://www.guancha.cn/kegongliliang/2020_07_13_557336.shtml','中国计算机事业,104机,微软,107机 银河1号 WPS 方舟1号 龙芯1号,红旗Linux,银河麒麟OS,国产统一操作系统UOS'),(5,'睿瑶:朴元淳自杀前,《杀死朴元淳》即将出版','睿瑶','2020-07-13 07:25:17','【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睿瑶】7月10日凌晨,首尔市长朴元淳被发现在首尔市北岳山一带身亡。消息传出,韩国举国震惊。朴元淳现年64岁,从2011年起任首尔市长,是在任时间最长的首尔市长。在任期间,他果断处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大力推进亲环境的民生政策、关心弱势群体权益以及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雷厉风行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颇受民众支持,被认为是最有竞争力的下届总统人选。7月10日,首尔市政府公开了朴元淳亲笔写的遗书。据介绍,工作人员在整理朴元淳办公桌时发现该遗书,遗书称,“对不起所有人”,“对给家人造成的痛苦深感愧疚”,“希望将骨灰撒在父母墓地”。而韩国媒体分析称,朴元淳的死很可能与性骚扰控告有关。据报道,就在朴元淳选择自杀的前一天,多家韩国媒体爆出朴元淳的一名前秘书举报他性骚扰。这名女秘书7月8日前往警局提交举报书,称朴元淳多次对其“肢体接触”并用聊天工具发送“不当”信息,而且“受害者”不止她一人。作为等级森严、男权至上的亚洲国家,韩国女性在组织体系里很难得到话语权,遭受性骚扰现象屡见不鲜。尽管韩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但职场性骚扰一直是韩国社会难以根绝的顽疾。近年来受METOO运动的兴起,韩国女性的女权意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选择站出来,曝光自己被同事或者上级性骚扰和性侵的经历。从韩国的影视界到韩国的政界,不断有名人被爆出性骚扰丑闻:2018年3月,时任忠清南道知事、被认为是下任总统热门人选的安熙正被秘书控诉性骚扰和性侵,最终被法院判决处以3年6个月监禁。今年4月,釜山市长吴巨敦因与一名女公务员发生“不必要身体接触”而辞职,政治生命戛然而止。从某种程度来说,韩国METOO运动已经从单纯的两性问题上升到了民主运动的一种延伸,被认为是女性自我意识不断提升,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甚至已经上升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尤其是对于政治人物,一旦沾染了性骚扰丑闻,也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民权律师出身的朴元淳,多年来致力于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尤其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成绩斐然。1993年,他曾为首尔大学性骚扰案受害者担任律师,打赢了韩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性骚扰诉讼,一举成名,因此被封上女性人权律师的称号。担任首尔市长后,朴元淳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保护女性权益的政策。2018年,韩国METOO运动兴起时,朴元淳市长主导首尔市出台了改善“预防性骚扰对策”,提出打造“零性骚扰,两性平等的首尔”的口号,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然而,这样一位倡导女权运动的政坛明星,却因性骚扰丑闻黯然陨落,不无讽刺。韩国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自杀率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一,每10万名韩国人中有26.6人自杀身亡,平均每天有37.5人自杀。在这其中,名人自杀事件屡见不鲜。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政坛大佬郑斗彦、国会议员鲁会灿等不少政界人士,以及演艺明星崔真实、崔雪梨、具荷拉都死于自杀。而这其中,不少人最终选择自杀之路,与所承受巨大社会压力高度关联。在韩国,儒家文化影响深远,以恶为耻,以善为荣的“耻感文化”深入人心。因此,当一名公众人物因为丑闻备受舆论批评时,强烈的负罪感会促使他们不得不致歉担责,甚至做出“以死谢罪”的极端选择。如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多名亲信和家人涉嫌贪腐丑闻接受调查时,尽管他曾多次道歉,但检察机关的穷追猛打和舆论的强大压力让卢武铉感觉到,仅仅口头谢罪,已经难以化解个人和在野党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最后,卢武铉不得不选择跳崖自杀、以死谢罪,一个人承担了其生前的是非恩怨,还在野党一片安宁。2014年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近30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事故后,一位获救老师却选择自杀,原因是他认为是自己策划的集体出游导致海难发生,自己应该为学生的死负责。这位老师的刚烈自杀,也反映出韩国人骨子里敏感而自尊的个性。对于朴元淳这样的政治人物而言,他多年致力于市民运动,毕生追求的是民众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以清廉正派自居。一旦这种社会评价,因性骚扰丑闻而荡然无存时,或许只能通过自杀才能保全自己奋斗一生积累下的名誉。自1945年韩国光复至今,韩国历任总统中,前总统均以悲剧收场,以致有了“青瓦台魔咒”一说。事实上,韩国社会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可以说非常苛刻,不仅要身世清白,而且周围的家人也得做到零瑕疵。对于炙手可热的当权政客,更是必须经得起舆论和政治对手的反复检验。近年来,韩国社会两极分裂严重,代表进步和保守的左右阵营缠斗不休,作为文在寅身边的多名亲信纷纷因为丑闻黯然落幕。2019年,文在寅任命总统府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曹国出任法务部长官,遭到在野党的激烈反对。曹国此前一直在大学任教,家境优渥,学识渊博,口碑极好。然而,当舆论爆出曹国女儿涉嫌论文造假、不当领取奖学金以及家人投资私募基金等一系列丑闻时,尽管曹国拿出多项证据试图证明清白,但在一边倒的舆论审判下,他最终不得不选择黯然辞职谢罪。而首尔市长朴元淳作为与文在寅渊源颇深的同僚,又是下届总统的有力竞争者,如今也落得与前总统们相似的结局,又为“青瓦台魔咒”增添一例佐证,另很多韩国网民浮想联翩。更吊诡的是,朴元淳遗体被发现的同一天,一本名为《杀死朴元淳》的书原定将出版。但与实际书名意思相反的是,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说明朴元淳是成为下届总统的合适人选。书中认为,只有朴元淳最透明、最具献身(精神、最具进步性的思考,能够带领韩国从危机的泥潭中走出。作者还写到,有人想竞争下届总统候选人,首先应该想办法的就是杀死朴元淳。一语成谶,令人唏嘘。','https://www.guancha.cn/ruiyao/2020_07_13_557330.shtml','韩国,韩国总统,青瓦台,首尔'),(6,'李兰娟:有病人瞳孔已经扩散,我们把她救回来了','李兰娟','2020-07-13 07:43:54','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讨论疫情之下,AI推动医疗健康新变革。大家知道,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很快就发出号召,1月20日总书记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的势头。在总书记的号令下,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在中国打响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传染性,什么叫感染病。我们人类生存的历史就是与感染病斗争的历史,感染性疾病是由病毒、细菌等病原体所致的疾病,有传染性的感染病叫传染性,历史上传染病导致多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像黑死病、霍乱、天花、西班牙流感、SARS、MERS、埃波拉病毒,以及2013年的禽流感,还有这次的新冠肺炎,已经朝着全球大流动和大爆发发展,所以传染病常常导致大批人类的死亡。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爆发来势汹汹,2019年12月武汉部分地方发现一个不明原因的疫情,我们中国很快认定了它是新型冠状病毒,并且向世界宣布,报告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正连的RNA病毒,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一个皇冠,所以又叫冠状病毒,这个冠状病毒看上去是非常微小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但是传染性很强,导致了许多人感染。所以,到1月18日,我们受国家卫健委的委托,和钟南山院士等六个专家作为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进行疫情研判,我们认定了这个疫情已经发现了个别的医务人员感染,存在着人传人。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疫情来势比较凶猛,我们要按甲类传染病管理。同时我们希望武汉不进不出,能够把疫情控制在武汉。我们当初参加了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了疫情研判,国务院当时就决定按甲类传染病管理。这次疫情研判来自大数据的信息,我们当初已经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平台了解有关的情况,也向国务院做了汇报,用这样的方法来发现和控制传染源。这个大数据的研判,对于传染病发生、发展的情况,以及疫情预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以后通过大数据的平台,尤其是对寻、管、研、服为一体的整合疫情研判模型,遏制疫情扩散,助力疫情防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是信息化大会,我们觉得大数据下网格化的方式对高危人员的排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防控的模型,通过智慧抗疫APP工具来筛查高危人群,提出就医指南,对于甄别、控制传染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智能监控方面,我们国内有许多的研究团队采用了知识图谱的技术,对可能传染的用户精准查询相关联的信息,以及自动分析电子病例的数据来可视化确诊病例的变化,在信息化的指引下,我们各种疫情的信息就相对非常准确。在大数据的指引下,我们的疫情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当初武汉还有很多病人,武汉疫情已经成为中国的重点,所以为了降低病死率我们带队第二次去武汉,这次去主要是针对怎么降低新冠肺炎的病死率,这是我们当初去的场景,到了人民医院东院区收治危重病人的地方,大家立即开展了工作。这一次去是为了降低病死率,所以我带了三大技术,采用H7N9救治“四抗”“二平衡”的策略,第一要抗病毒,抗病毒要早,早用抗病毒治疗能够降低病死率,降低中危病人的发生率。第二是抗休克,中危病人都有休克。第三是抗低氧血症和MEDS。抗休克、抗心脏功能衰减需要用人工肝的技术,人工肝清洁炎症因子,尤其是对消除细胞隐藏风险发挥了非常好的效果。第四是抗即发感染。同时还要维持水电解的平衡,维持微生态的平衡。通过这样的“四抗”“二平衡”的方法,以及人工肝应用早期的清除炎症介质,能够把患者血液当中的炎症介质清楚掉,患者的呼吸困难能够立即得到改善。','https://www.guancha.cn/lilanjuan/2020_07_13_557332.shtml','新冠肺炎,新冠病毒肺炎,李兰娟院士,人工智能,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7,'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62期:谈谈战略思维','张维为','2020-07-12 08:07:45','“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毛主席的战略思考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结果一仗定乾坤,换来后来70年的和平。”“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场疫情已经把中国推到世界最前台,西方世界此时此刻正处在最不自信的时候,他们对中国制度的成功、战疫的成功,惊恐万状,当然也是西方极端势力反华最歇斯底里、最没有底线的时候。”6月22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62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高健教授,围绕战略思维来展开讨论。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毛泽东主席早在1956年就说过,“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当时毛主席考虑的主要是钢产量,中国的钢产量1993年超过了美国,中国制造业规模2010年超过了美国,中国经济总量根据购买力平价2014年超过了美国。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并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习近平主政后就提出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纵观这个世界,能够这样进行长远战略思考和规划的只有中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担当党”,而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选举政治党”,它以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为依归,以民族复兴为使命,它是一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党,领导着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是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之叠合,它有“不谋全局者,不足以某一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文化传承。这使我想到了1948年、1949年的毛泽东主席,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刻,也是一个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刻,当时国内外很多人都希望国共能够“划江而治”,一是希望早日结束内战,二是担心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但毛主席的思维方法是战略的、长线的、整体的,他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考虑的是“两个中国之命运”,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1948年12月,毛主席在西柏坡会见了费孝通、雷洁琼等一批民主人士,给他们交了底,主席是这样说的: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那将后患无穷。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一次统一都要很长的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随后,毛主席在1949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此时,苏联斯大林还是主张国共谈判,他在1949年1月中旬连发几封电报给毛主席,他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与南京政府和谈的话,那么这样等于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主张继续进行内战”。毛主席拒绝了斯大林的呼吁,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紧接着1950、1951年又发生了两桩大事:一是和平解放西藏,二是抗美援朝战争,这两桩事都为后来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英国、印度一些人利用中国内战局面,策动西藏脱离中国。但毛主席深知帝国主义势力分裂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苦难,也深知西藏对中国极为特殊的重要地缘意义:我们的长江、黄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流向南亚的雅鲁藏布江和流向东南亚的澜沧江也发源于西藏。在毛主席的亲自部署下,还没有等美、英、印度等反应过来,西藏已于1951年5月和平解放,这使我们获得了更为完整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也使中国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纵深。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毛主席的战略思考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结果一仗定乾坤,换来后来70年的和平。这场战争也换来了世界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尊重,换来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支持。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可以说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场战争打出了一个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大家知道,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时,有一个美国、英国和苏联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据这个协议,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以及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但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的胜利,让苏联也看到中国的力量,苏联于1953年、1955年,先后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给中国。总之,毛主席的一系列战略思考和斗争精神,为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复兴,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20_07_12_557240.shtml','这就是中国,战略,视频新闻'),(8,'周明伟:避免冷战2.0是中美双方不可回避的世纪难题','周明伟','2020-07-12 09:05:02','很愉快又有机会同我最尊敬的研究和从事中美关系的老朋友们一起,共同对话中美关系的问题与挑战,共同对话中美关系的今天和明天。刚才和基辛格博士为今天的会议和对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各位主旨发言人也分享了他们很深刻的见解,深受启发。但此刻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半年来参加过多次多种形式的中美对话,每次都被中美双方参会者的努力所感动,每次都努力以建设性的思路和保持着信心的口气谈中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但实际的情况是,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不仅与对话与呼吁的努力没有关系,反而眼看着形势越来越严峻,并被一些专家描述为,中美关系“正以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往下坠落”。确实如此。人们似乎每天都不得不以复杂的心情,从各种媒体中了解美国领导人针对中国又出台了什么政策:制裁华为、通过涉台、涉港、涉疆新法案、取消留学生签证、制裁中国公司、“中国病毒”、终止抖音、脱钩、断链......“下一个会是什么?”而美国大选、全球性的疫情发展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加上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正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助推着这种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向着趋于失控的方向发展,眼看着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在增大。很显然,如果美方一些人不顾后果、一手推动的中美继续失控下去,很难有人可以预测这会给两国、给全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中美关系进一步失控的危险是着实存在的。它的发展趋势会不会像刚才美方同事所描述的、导致冷战1.2、1.5甚至2.0,甚至发展成为局部的热冲突?如果是这样,那不仅是对两国,对全世界都是的灾难。是将今天的中美关系保持在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还是坚持全面对抗,并不惜进入大国战略竞争甚至冲突的道路上去,将本质上决定两国与世界的未来。因此,中美两国“如何互不为敌”,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研究的话题和努力方向——这既是不可回避的世纪难题,也是大国的使命和必须的担当。因为中美能够创造和平合作的21世纪,也能把全球引向对抗和灾难。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加速度的坠落,除了美国地缘竞争思维支配下对华的战略与政策,以及零和博弈的逻辑等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对某些政客而言,这个大选年的美国政治,需要一个越来越恶化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在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的选情不被看好时候,中国问题都会成为候选人之间竞争谁比谁打击得更狠的对象。美国国内政治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妖魔化中国、毒化中美关系是当今美国政治正确的基本选择。因此未来120天美国总统选举的形势,对中美关系来说已经很难乐观,甚至将十分凶险。在以往大选期间,面对候选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攻击,总会有朋友提醒说,这是”选举语言”,你们不必当真。但美方某些人将妖魔化中国,当作“政治正确”的最好选择,也是煽动并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最好的机会,是把内部问题外部化的最好的机会--尽管任何将内部问题外部化的企图,都解决不了自己的内部问题,但这将是现实。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粹主义和“美国优先”的政治大环境,要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还是需要双方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促成政治人物回归理性,以两个大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共同的责任担当,降低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可逆的伤害和破坏性。当然2021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无论中美关系出现什么情况,中国政府的主要关注仍然是国内事务,继续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大方向不会变。中国没有影响美国总统大选走向,取代美国国际影响力的意图。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今天中美的矛盾争议不仅越来越得到社会基础的呼应,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成为毒化中美关系的重要元素。而且中美分歧的意识形态化也成为美方推动“脱钩”、妖魔化中国的“新花样”。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在美国的内政外交话语中,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国会议员,都刻意强调“中共”而非“中国”,“中国”的概念越来越少见,大有被“中共”的概念取而代之的趋势。这使越来越多人开始警惕并担心。因为中美分歧的意识形态化,完全不是为了化解中美之间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毒化中美关系,妖魔化中国的形象,使目前双边关系中的困难更加复杂化。推动以“反共”为核心的反华浪潮在美国的快速崛起,最终将进一步损坏中美关系共同利益的基础,推动“脱钩”和“敌对”的形成。为此中美之间的对话显得愈加重要。期待通过共同努力,按照“稳定、协调、合作”共识,以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方式,共同推动中美确立至少是一种互不为敌对的、可管理的竞合关系,制止悲剧性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发生。谢谢!','https://www.guancha.cn/ZhouMingwei/2020_07_12_557252.shtml','中美关系'),(9,'孙骁骥:炒股还是革命?股民蒋介石的投机人生','孙骁骥','2020-07-13 07:31:32','【文/孙骁骥】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创建早期的成员里,就有一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对于日后的“蒋总裁”而言,上海可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发祥之地。由于陈其美的栽培提携,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日渐提高。不过,当他在多年后回顾在上海的岁月之时,却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说,“斯地不可一日居”。这一前一后,两相对比非常强烈。为什么会有前后如此鲜明的对比呢?其中的原因还在于蒋介石在上海进行证券投机的一段往事,令他对于上海的印象发生了改观。实际上,自从孙中山提出在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开始,蒋介石就奉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共同参与筹备交易所的计划。说起来,这也是蒋介石仕途不顺,受到内部势力排挤的一段岁月。为了巩固革命势力,孙中山原本想拉拢广东军阀陈炯明,于是派遣陈炯明回师广东,随即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不过,当陈炯明逐渐崛起成为孙中山麾下的军事实力派之后,其野心也开始膨胀,不但不愿意继续接受上级的管束,而且逐渐有了谋反之心。与此同时,粤军对于具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也是采取疏离和排挤的态度。蒋介石只能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和党内的其他同志一起,开始了自己的证券从业生涯。关于蒋介石在上海做证券投机买卖的这段往事,最早将其大肆宣传的是很多年前出版的一本章回体小说——《金陵春梦》。在这本以蒋介石为主人公的小说里,第十三回的篇目叫作“寄人篱下饱受排挤,证券交易大抢帽子”,着重讲述了蒋介石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内容写道:打仗既不行,蒋介石浩然有归志,回到上海以后,索性弃军从商。听说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这门行当,非常吃香,便正式参加进去,报行情、写行情,权充第三十二号经纪。蒋介石为了在证券交易中避嫌,便另外取了一个假名叫作“蒋伟”。如此的描写,仿佛蒋介石从事证券行业仅仅因为军事失败后无路可走,加上自己贪图财富,渴望从中牟利,于是才从事了投机行业。但随后,书中又写道:他在交易所这些有钱的朋友中间,尤其是在年龄较大的富豪面前,完全是以一个伙计的姿态出现,见风转舵,鉴貌辨色,甚至有一点青帮门中徒弟伺候老头子的格式。譬如他们正在打麻将,其中有一个想解手,或者想起了一件什么事要去做,便向一旁站立的蒋介石叫道:“阿伟,来替我!”那个被叫作“阿伟”的便一脸笑“奉命出战”。等到人家回到牌局:“阿伟!好哉!”那个被叫作阿伟的,便恭恭敬敬起立,回到一旁作壁上观,招呼烟茶点心、递热手巾去也。直到民国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连年大抢帽子,除了嫖赌所费,居然还剩了几个钱。同时他长袖善舞,擅出主意,在交易所已经颇有地位了。这些段落的描写活灵活现,把当年的蒋介石刻画成了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势利之徒,一个为了金钱忙得团团转的庸俗之辈。这不禁让人想追问:在真实的历史中,蒋介石在上海从事证券投资的生涯,果然是如此不堪吗?无论文学描写多么逼真,但章回小说的内容终究只是小说家之言。趣味程度有余,真实性不足。如果我们了解此书创作的前因后果,便更不会把这本知名小说里面写的内容完全当真。值得一说的倒是“金陵春梦”几个字。虽然小说的故事当中有不少属于文学创作加工的内容,但是“春梦”两个字却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描述。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陈果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就用了“春梦”二字来评价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往事:“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此处“元”同“圆”)的交易,佣金总收入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了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的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都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在这场滔滔的“金钱春梦”之中,蒋介石无疑是做梦做得最美的人之一。','https://www.guancha.cn/sunxiaoji/2020_07_13_557331.shtml','证券市场,蒋介石'),(10,'观察者网一周军评:“汉光”军演有人遇难有人自杀,就为领导“看个爽”?','施洋','2020-07-12 08:51:41','本周,对于中国海军而言,是“告别过去”的一周。中国海军在过去的一周里连续有多艘大中型水面舰艇宣布退役。这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中国海军而言有着里程碑意义的舰船的离开,虽然不会对早已经发展壮大的人民海军的战斗力有太多的影响,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他们的离开也是中国海军走向新时代的重要标杆。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军队在一年一度的“汉光”军演的预演中发生事故,造成三名台军海军陆战队军人死亡,也引发了台湾岛内对于“汉光”军演的一轮纷争。在过去的一周里,有多艘人民海军的大中型水面舰艇退出了现役,这其中包括7月6日退役的我国第一艘远洋油水干货补给舰鄱阳湖舰、7月8日退役的我国第一批建造的两艘072型坦克登陆舰云台山舰、紫金山舰,以及虽然尚未正式举办仪式,但已经传出退役消息的珠海舰。尽管对于任何一支海军而言,汰旧换新都是不可避免的常态,但对于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海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而言,这些退役舰船在中国海军的发展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其中,718工程油水干货补给舰鄱阳湖舰作为中国海军建造的第一艘远洋油水补给舰,从中国海军第一次大规模深入太平洋,为全程试射的东风-5型洲际导弹进行测量和弹头打捞的五八〇任务,到中国海军首次进入印度洋,再到中国海军出访南美洲,几乎是中国海军走向蓝水的最初见证者;云台山舰和紫金山舰则作为中国第一型自行研制的大型坦克登陆舰,不仅填补了我国在此类舰种的建造技术上的空白,和美国成为当时全球仅有能建造航速20节以上高速坦克登陆舰的国家,也让我国在此后面对南海岛礁争端以及台湾分裂势力之时有了值得信赖的“跨海军马”;至于尚未正式宣布退役的051G型舰,则是中国海军最后最后退役的能以“旅大”相称的051系列导弹驱逐舰,此后的051B/C型虽然依然顶着051系列的名号,但从舰体设计开始就已经和原来的“旅大”系列没有关系了。作为我国第一代国产导弹驱逐舰最先进者,它们不仅为中国海军后来的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验证了部分技术,也与其一道共同度过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沿海形势最为严峻的时代。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老舰服役至今,鄱阳湖舰、云台山舰和紫金山舰的服役时间都接近或者超过了40年,尽管作为相对的辅助舰艇,他们的使用寿命相对一般的战斗舰艇要更长,但作为服役时中国海军为数不多的远海油水干货补给舰和高速坦克登陆舰,凡是与远海航行或者大规模两栖登陆、车辆物资远距离运输相关的任务,这些当时相对新锐的舰船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选择。1988年,云台山舰和紫金山舰先后赴南沙执行永暑礁海洋水文气象观测站施工任务。两舰分别连续在海上执勤156天和46天,圆满完成了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14海战结束后不久,海军急需将大型工程器械送上礁盘,以突破施工难关。紫金山舰在舰上人员的精密操作下,完成了首次在南沙岛礁登陆。将推土机、发电机等大量施工机械成功上礁,永暑礁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云台山舰更是后来在美济礁建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两处日后发生神奇自然变化,最终“变礁为岛”的中国南海前哨支点能够有今天的建设成果,这两艘坦克登陆舰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海上力量,并且仍然在持续扩张自己力量的时候,这几艘舰船的退役对解放军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两艘051G型导弹驱逐舰,虽然在90年代初服役之时一度是中国海军最先进的驱逐舰,也被军迷们认为是051系列升级改进的“范本”,但在本世纪大量052C/D系列导弹驱逐舰进入解放军现役的情况下,这两艘综合作战能力甚至不如054A型导弹护卫舰的驱逐舰在海军中的存在价值也日益下降;而随着中国海军已经建成世界第二大的远洋补给舰队,鄱阳湖舰作为中国海军第一艘远洋综合补给舰也早已不是其服役之初占据解放军远洋补给能力“半壁江山”的状态了。随着中国海军的驱逐舰动力逐渐由以蒸汽轮机为主转向燃气动力为主,鄱阳湖舰上以军用燃油为主的油料补给结构也逐渐不适应中国海军的状况,而面对解放军日益实战化的远海航行和训练任务,只能携带油水和少量干货,缺乏各种复杂油料和舰载武器弹药补给能力的老一代补给舰既无法适应当下人民海军高强度的使用需求,也没有满足包括航空母舰在内海军新一代大型水面舰只补给所需要的巨大燃油携带量;至于用途变化不大的坦克登陆舰,一方面解放军近年来不断建造072A型坦克登陆舰以替换老舰的操作已经日益成熟,另一方面在071型综合登陆舰批量入役,075型两栖攻击舰即将竣工,中国海军两栖舰的主力已经转向远海两栖作战任务,坦克登陆舰的“例行轮替”更是缺少存在感了。从中国海军的“中流砥柱”到默默退役的“普通一兵”,这些上世纪80年代前后服役的中国海军主战舰艇在退役的关口上,早已不仅是“后继有人”这么简单的替代,当代外界关注中国海军的各类新型舰只,无论是003型航空母舰,075型两栖攻击舰、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还是901型综合补给舰,没有一型是单纯“简单替换”这几型老旧舰船的型号,而都是作为一支更加强大,体系更加健全,且已经跻身世界一流海军的强大力量所需要的更关键的武器装备。对于年轻的军事爱好者们而言,也许用不了多久,鄱阳湖舰、珠海舰、云台山舰和紫金山舰的名字依然会出现在人民海军现役的作战序列中,但对于他们名字背后的“辉煌过往”,也许也只有深入了解我军历史的专家们才能如数家珍,对于这几个舰名而言也许是一种失落,但对于中国海军而言,这样强大的状态,才是祖国国家利益得以保障的理想状态。','https://www.guancha.cn/ShiYang/2020_07_12_557250.shtml','海军,海军舰艇,人民海军,台军,汉光军演'),(11,'迈克尔·奥斯林:中国人工智能胜过美国,因为中国人数学好','迈克尔·奥斯林','2020-07-12 08:22:38','【文/迈克尔·奥斯林译/观察者网由冠群】世界首次注意到北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高超技术是在2017年末,那时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约翰•萨德沃斯(JohnSudworth)隐藏在西南地区某个偏远的城市,但中国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在短短7分钟内就准确定位了他的位置。当时,这是令人震惊的技术。但是现在,像依图科技和旷视科技这样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公司已能够将7分钟缩短到区区几秒。是什么使得这些公司的技术如此先进,又是什么促进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呢,谜底不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而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数学。现在,抢占人工智能技术高地也许是中美大国角力最显而易见的部分。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霸主将具有塑造全球金融、商业、电信、军事和编程等领域格局的能力。特朗普总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去年2月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美国人工智能计划”,旨在保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某些关键技术上继续领先。在短短几年内,美国的企业、大学、智库和政府已经撰写了几百份政策文件和发起了很多项目来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挑战。但请忘记“人工智能”本身。其实这一切都与数学有关,而美国却没能培养足够数量的公民掌握正确的数学知识,从而保持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地位。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神奇的黑盒子,只要向其投入无限量的资金它就会自己生长。如果美国人无法精通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数学,那这些智库项目和政府报告就将变的毫无意义。如果不掌握能够变革经济和军事的抽象数学能力,那在相关领域投资数十亿美元的要求就不合情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人工智能”不过是打包在一起的各种算法和个别程序,创建它们需要掌握大量高等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就拿那些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嘴里的热门词汇——深层神经网络为例,它们不是人工大脑,它们是大量的信息转换模块,这些模块通过反复计算一连串所谓的梯度来“学习”(gradients,高中微积分课程很少教授梯度这样的知识),而梯度则是反向传播算法(backpropagation)的基础。类似的剖析适用于机器学习的各个方面,这门学科就是要教会电脑自己学习去执行任务而不是僵硬的执行预先编辑好的代码。更加复杂的算法配备上越来越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相应数量的数据就能使电脑快速分类海量数据、识别模式、“预测”结果和“自学”。从iPhone到Summit(位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全球最强大超级计算机),从谷歌到脸书,这些计算平台和程序都采用极其复杂的数学计算来完成各项工作,包括模拟核试验和提供网页搜索结果。与某些著名的人工智能倡导者(比如《AI未来》一书作者李开复)看法相反,人工智能绝不仅仅关乎数据。李开复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当今世界,数据就是20世纪初期的石油,而拥有最多数据的中国就是新的沙特阿拉伯。但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数学知识或没有能够创造性研究数学的人才,当今世界的所有数据也就只能引领人类发展到当前的水平,这显然与那些人工智能倡导者大胆设想的成就相差甚远。这就是为什么最前沿的数学研究重点关注如何使电脑处理部分信息缺失和稀疏数据的情况,能够让电脑舍弃伴随核心数据一起收集的无用数据。无论你怎样研究数据,这个世界都运行在0和1二进制运算上,运行在创造算法(以便控制运算)的黑板上。然而,更加强大和精巧的算法并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创造出来的,这首先需要创造者经年累月耐心学习复杂的数学知识。不幸的是,美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并没有能够掌握基础的数学知识,这就使得他们无法进一步探索数学的前沿领域,比如研发人工智能所需的统计理论和微分几何。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中,美国15岁学生的数学测试成绩排名第35位,远低于平均成绩。即使在大学阶段,想要解决抽象问题也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而美国大学生却没有掌握必需的基础知识,最后他们常常是被要求牢记一些算法,然后在将来用得上时粘贴上去。未能培训美国学生掌握高等数学知识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少的美国公民升读数学和科学专业的高等学位。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的数据,在2017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超过64%的博士候选人和将近70%的硕士研究生是外国人,而同年获得数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学生,其中半数都不是美国公民。在这些学生中,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占了大多数,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大多数学科的高等教育质量仍然要优于这两国的本土教育质量,尽管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大学为在计算机科学和抽象数学领域开创新局面而准备的人才大部分都不是美国人。在这些人中,有些将会留在美国,但许多人会返回家园以助力发展本国新兴的科技产业。美国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放宽技术移民限制,以便吸引更多这些专业的外国人在完成学业后留在美国。但更需警醒的则是选修高等数学专业的美国公民数量不足,这会对各个方面产生相应的影响——从国际竞争到硅谷的创业文化,从国家安全到美国公司的身份认同。','https://www.guancha.cn/MichaelAuslin/2020_07_12_557245.shtml','数学,人工智能,中国科技'),(12,'张纯信:央行数字货币如何改变中国经济?','张纯信','2020-07-11 11:32:22','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们今天来谈论一下央行数字货币将在中国有如何如何来改革我们中国的经济?首先我们讲故事,从去年2019年的10月24号,我国习近平总书记督促我们区块链行业,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主张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这是在2018年以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本来可能国际上对我们中国的印象是说我们对于数字货币这档事情,我们是有一定的保守态度。到了2019的1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央行数字货币,我们简称CBDC(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已经完成了设计,并且准备进行测试。到了今年,哪怕在严峻的疫情中,我们3月24日,由人民银行宣布,已经完成所有该货币基本功能的开发,并已经着手起草实施方案,同时宣布试点的开始,包括在我们深圳、成都、雄安特区,以及我们临近的苏州。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开发了央行的数字货币,当然启动了全球的一股风潮。到底央行数字货币是个什么东西?到底何方神圣?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我们看到旁边这个照片,这就是我们的钱包的一个模拟。其实对我们来看似乎相当的眼熟,是不是就像我们某一些社交软件上的一个图片,是不是像我们某一个三方支付平台的一个屏幕布局?我们似曾相识,这个不是不小心,这个不是偶然。其实央行数字货币就是我们手上可以拿的一个电子货币,一个电子指令,他同时拥有所有货币该有的一些特征,他是一个会计单位,它是一个价值的储存,它是一个交换的媒介,是一个人人都要接受的交换媒介,他的目的是什么?满足所有的个人支付,不仅是企业之间的转账,还有个人的支付的需求。它取代了M0,也就是取代了我们的纸钞现金。我们看到在G20国家当中,我国是第一个率先推出央行的数字货币。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看到了泰国、韩国乃至于美国,事实上美国前天出了一条新闻说,必须尽快的来推动美金的央行数字货币,为什么?央行的数字货币,跟我们现有的所谓的电子支付,或者其他的所谓的虚拟货币,市场上通称“通证”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是一个如此大的突破点?让我们来逐一了解。首先它的意义所在,第一项它是一个提高交易的效率的一个工具。什么叫做交易的效率?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钞票拿在手上,为什么我们要放到银行里面去?银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他帮我储存,它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不怕偷,完了也许他还给我生一点利息,完了他又可以替我来保证这个钞票是真的,我从银行提款机拿出来的钞票,我有把握这东西可以拿去花。好了,所有的钞票,所有的铜板我们都能够拿来花吗?我们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伪钞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越大的钞票,就越有人会去仿照。然而我们在电子的加密技术前提之下,肯定是提高了防伪能力。也许对于一些企业来讲,他反正是做电子转账,他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最弱势的群体,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小微的企业,我们家里对面卖水果的,他可是依赖着纸钞在做生意的人,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劳动人事,他们可是依赖着现钞在捉他日常的一些消费。也许对于我们比较先进或者我们大的企业,我们并不在意范围的优势,但是对于我们最弱势的群体,对于我们弱势的企业微小型企业,这个可是一个大的突破。英格兰央行指出,解决这些低效率的问题,包括伪钞,包括储存成本(银行也需要搞一个大的储存库,放你的钞票)如果解决掉这些成本,如果30%的流动性是属于电子钞票提供的,只要提高30%的流动量,将对总的GDP永久性提高三个百分点了。我们知道很多先进国家一整年的GDP,各种渠道能够成长三个百分点,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前。就央行数字货币一件事情,就能给你提高三个百分点,交易的效率是不容忽略。第二层次的意义,降低风险。降低风险什么概念?主权的数字货币是可以监控的。我旁边画了一个libra,前几个月非常火热,Facebook要发通证了,但是我们主权的数字货币,跟他有什么区别?','https://www.guancha.cn/ZhangChunXin/2020_07_11_557185.shtml','货币战争,货币,货币国际化,数字货币'),(13,'全球AI技术制高点之争,中国排哪里?','任泽平','2020-07-11 08:19:07','【文/任泽平、连一席、谢嘉琪】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是各国政策、基础研究、技术、资本等各方面综合实力的竞争。目前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基础设施搭建、基础科研、人才培养、资助研发、合作交流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资本和企业也积极寻求商业落地场景,协助技术转化。技术落地于垂直领域,继而产生新的数据,促进算法更新迭代,还可以进一步服务于垂直领域,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发展。在这场全球竞赛中,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海量数据和实践经验,但在基础科研、基础技术、前沿拓展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以AlphaGo(阿尔法围棋)事件为分水岭,人工智能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入这场事关未来大国科技实力的竞争当中。因为基础设施尚未普及、技术超前、理论分支众多等,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过三次潮起潮落,直到2016年DeepMind(深度思考)公司研发的AlphaGo挑战世界顶尖围棋选手李世石,并获得最终胜利,才让全球重新感受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魅力。AlphaGo在人机大赛中表现出的与人类相似甚至更胜一筹的观察、思考、决策能力,吸引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着手并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包括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丹麦、俄罗斯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战略规划和政策部署。其中,约80%的国家在2016年之后密集发布相关政策和官方计划,例如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英国《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中国《“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从发布的政策规划来看,各国和地区认同人工智能对未来的人才、产业升级、社会福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性,并作为国家级战略进行推进。根据各国科研实力、人才汇集程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国情等因素,各国和地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致力于维持全球科技霸主地位,人工智能位于其科技版图的核心。从奥巴马时期到特朗普时期,美国一直积极支持人工智能的研究,并将政策态度从“引导和扶持”转为“必须领先”。2019年,美国陆续颁布《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美国人工智能时代:行动蓝图》三部重要政策,表现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重视和维持领先地位的决心,主要措施包括:加强联邦政府资助,美国认为政府资金支持是参与推动科研进步的重要环节,但官方资助力度逐渐减弱,1976—2018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从约1.2%下降为约0.7%;此外,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发挥硅谷创新力量,建立包括计算机视觉、语音语义、开源框架平台等在内的技术和产业生态链;重视以芯片为主的硬件层,包括促进国内半导体制造产业、建立多边出口管制、保护供应链等;重视全球性人才,包括对国内人才的培育和国际人才的吸引,认为有必要简化相关人才的H-1B工作签证申请程序;加强合作,包括国内外组织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举办创新比赛等;开展前沿技术研究。欧盟重点关注工业、制造业、医疗、能源等领域,强调发挥创新创造力,应用人工智能使制造业及相关领域智能升级。与美国类似,欧盟较早对人工智能进行研发,并通过颁布政策、扶助资金、推出国家级计划、建立重点科研实验室等行为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例如2018年颁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宣言》。此外,作为“数字欧洲”计划和“地平线2020”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人工智能相关项目也将接受数十亿欧元的投资。首先,与美国对比,欧盟更加重视人工智能的道德和伦理研究,并在多份文件中表明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符合人类伦理道德,例如2020年3月颁布的《走向卓越与信任——欧盟人工智能监管新路径》明确提出,为解决能力不对等和信息不透明问题,保障人民相关权利,需要建立人为监督的监管框架,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其次,欧盟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侧重更细化,不同于美国的全方位领先,欧盟希望借助自身在制造业、工业、汽车等领域的优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产业强化升级,例如颁布《通往自动化出行之路:欧盟未来出行战略》。日本由于面临严峻的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着重研究人工智能在机器人、医疗、汽车交通等领域的应用。如图5.2所示,日本生育率长期低迷,老龄化水平长期位居世界第一。1992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2008年日本人口总量见顶,这对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面临着例如养老、健康等问题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增长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以2016年发布的《日本下一代人工智能促进战略》为起点,不断推出相关政策规划,围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三个方面,其中日本总务省下设的信息通信技术研究所和文部科学省进行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研发,经产省解决应用场景问题,经产省建立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促进产学研合作,主要承担成果转化和推广。中国人工智能呈三阶段逐步推进,重视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自2015年起,我国人工智能相关政策从智能制造时期、“互联网+”时期(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为代表),到“智能+”国家战略时期(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代表)演变。政策重心从核心技术攻克到实际场景应用,从特定行业到跨界融合,从单项技术到人机协同。与美国和欧盟类似,我国也强调建立相关试点项目,包括技术示范试点、政策试验、社会实验。','https://www.guancha.cn/renzeping/2020_07_11_557161.shtml','人工智能'),(14,'王家范: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王家范','2020-07-12 08:35:22','【文/王家范】本文选取了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江南士大夫历史断层,借以窥探晚明社会士大夫的历史命运。晚明江南的社会经济已跃居全国首位,成为唯一具有某种新的气息的先进地区。经济的发达,城镇的繁荣,都为该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不用说富有资产的官僚、地主,即使仅有瘠田十亩的一般农家,也总勉力让子孙入泮,冀望其跳跃龙门。明代各地有府学、州学、县学以至社学、私塾,江南又盛行书院,实则都是科举预备学校。书院转向科举,学校与科举并为一途,使明代学校教育更是走进死胡同。江南各地拥有的生员总数无从统计,据顾炎武的估算,全国平均每县三百,而江南繁剧大县,往往在千人以上。人数累增,充斥社会,被称为“三害”之一。仅从方志所载晚明(万历后期到崇祯末)江南各地的举人、进士科第录看,也颇蔚为壮观,史称人文荟萃。其中尤为惊人的,有些市镇在科第记录方面异峰突起,不让郡城县邑,可见科举已深入江南社会基层。正因如此,江南士大夫不仅在本地区举足轻重,在全国政治生活中也时时掣肘朝政,其作用非明代以前可以同日而语。生员举子众多,在顾炎武看来,何以不是文化繁荣、历史进步的标志,反成了社会公害呢?暂时撇开亭林先生的许多具体论证,让我们先从社会宏观的视角作一番考察。约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五的生员本是一种极可贵的人才资源。可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观念只给生员安排了科举——仕途唯一的出路。这就使晚明约五十余万生员的价值指向单一化、一体化,局促拥挤于一路。举人、进士有限的员额与生员济济人流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人才过剩”现象。这是一种畸形的“人才过剩”。大量生员被摈斥于仕途之外,又皓首白发以待“金榜题名”,别无所事。它既是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种病态,又成为加深政治恶化的病灶,恶性循环,几成不治之症,到晚明竟成了深伏着亡国灭族的一个祸患。顾炎武等痛心疾首,原因也在于此。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殊的社会病症呢?这是炎武等无法回答的。现在我们看得清楚了,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一体化所激发的一种“人才震荡”,它对社会的稳定起着类似第二热力学中“熵”的作用,制造着出各种于社会发展无益有害的磨擦与内耗。文化科学既得不到独立正常的发展,政治又因人才“拥挤”而处于紧张状态。首先,科举制到晚明完全成了摧残和扼杀人才的弊制。科举使无数士子的睿智才识被磨灭于诵作场屋举业文章之中,且往往欲罢不能。他们的心理受到严重污染和损伤。昆山归庄与顾炎武同被当时视为奇才怪杰,然归庄一而再、再而三地奔波于场屋乡试,屡举不中,在给友人的信中,无可奈何地诉说他的心情:“时势处此穷极,功名终未肯灰心,尚有一路可走,岂肯安坐?”但想到仍可能悻悻而归,便不寒而慄:“到得六、七月间,空复跋涉一番,终不济事,又枉费却十旬功夫矣”。如此三年一试,周而复始,终不见功效。最后只得悲叹道:“然计及此,亦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勉强求生活路。”归庄自负风流,磊落不羁,声称“周、程、张、朱之书束之高阁”,“生平胸怀极旷,志气极锐,意气极豪”,尚且如此,更不说一般醉心富贵功名的“俗儒”。“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正恰好提示出科举制下士子的穷途末路。中华民族蕴藏着的丰富的智力资源就这样白白地被扔在科举场屋的污水之中,真是令人痛惜。明代一场乡试入举的无出百名以上,会试一场济济三榜,也大致在三百上下,对全国五十万生员,无异杯水车薪,难解久渴。它势必造成科举方面的激烈竞争。现代社会是靠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激烈竞争而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国古代社会却由科举——官场的拚搏争夺而导致了种种政治黑幕与社会发展的滞迟僵化,虽也同可谓之“竞争”,那是异质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的两种效应全然不同的竞争模式,形似而实异,很可感慨。到晚明,科场的竞争,已经不纯是个人间的命运之战,而是扩大波及为集团间的厮杀肉搏。为此,不能不涉及到文人结社的性质。晚明江南士大夫的结社之风极盛。治明史者对此屡有论列,前辈权威学者谢国桢先生更有专著传世。但是论者似乎都疏忽了其中一个重要关节,即这种以文会友的结社或明或暗正与科举——官场的角逐紧相攀染。试揭开一层薄纱幕,就能窥见士大夫传统的价值定向与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体制互为激荡,愈演愈烈;并不难发现,这种活动导向了某些倡举者所立宗旨的反面,起着恶化晚明政局的作用,对亡国破家也不无影响。当然,这是当时多数文社成员包括它的领袖们并未自觉到的。晚明结社当以复社最为著名。在此以前,以周介生之应社、陈卧子之几社影响最大。崇祯二年(1629年),太仑张溥、张采以“兴复古学”为号召,实现了对南北诸会社的一统,取名“复社”。复社全盛时拥有江浙皖湘赣闽粤等省诸生3025人,其中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居1/3强,约有1219人之多,声势之壮前所未见。对于结社的目的,近人多有论述,看来还是局中人的认识更为贴近事实。现在传世的有吴伟业《复社纪事》与陆世仪《复社纪略》。两人都系复社成员,吴始终是该社骨干,陆不久却退出,两人对复社的感情与评价颇有相左之处。但在结社动机的叙述倒上很可互相印证。据吴、陆两文所论,明代科举重制义策论,又以八股取士;养成诸生一种侥幸投机的心理,把琢磨掌握制义文章的诀巧,当作赢取仕途的捷径。许多文章大家为迎合诸生心理,也纷纷写作、编印科举制义范文(谓之“时文”“选本”),犹如今日一度流行的《考试指南》、《试题汇编及题解》。前有江西“豫章派”之陈、艾、章、罗四大家,后有江苏金坛周钟、太仑张溥之“金沙派”、“娄东派”继起,相互争夺海内制义文章范式的领导权。这也就是周钟与张溥、张采联合成立“复社”的一个背景。','https://www.guancha.cn/WangJiaFan/2020_07_12_557249.shtml','晚明,江南,士大夫,历史,命运'),(15,'苏曼·贝里等:来自亚洲的后疫情时代展望','苏曼·贝里','2020-07-11 08:26:59','【文/美国《福布斯》杂志亚洲版经济新闻编辑YuwaHedrick-Wong】许多经济分析人士对全球经济的预期正变得越来越悲观。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收缩3%左右。此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甚至变得更加悲观了。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数字是,全球经济今年将收缩5.2%,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认为可能会收缩7.5%。人们预期中的V型复苏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修改为U型复苏。新冠疫情将对全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福布斯》杂志亚洲版的五位经济评论员最近与我分享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虽然五位评论员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观点之间并非毫无联系。他们所谈到的内容包括: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明朗预期、亚洲国家成功的战略回应、日本政府的干预措施、供应链以中国为中心的局面日趋明显以及香港的战略重要性不会轻易弱化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综合在一起会意外地发现,他们对后疫情时代的预期是十分积极的。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前10年的爆炸式增长使得许多人以为其他新兴市场大国也可以复制中国的成功。高盛公司2001年发明了“金砖国家”(BRIC)一词,认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将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大国来决定(随后南非也加入了进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砖国家”一词还是很符合人们对这四个国家的最初预期的。可是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半段,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几个主要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失去了此前的强大动力,甚至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有所恢复之后,这几个国家的增长也未完全回到此前的状态。如今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这几个国家的增长前景可能会更加暗淡。英国《金融时报》的疫情信息发布指出,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每日新增病例数仍在向上攀升,增长曲线还没有趋向平缓的迹象。不过,现在就根据疫情状况来判断其经济影响仍然有些草率。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巴西并未进行封城隔离,而印度和南非的封城隔离措施已经有所放松),很难相信这三个经济体内部的供应链能够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除了内部遭遇困境,这些国家的外部环境也不太有利。2008年的危机源自大西洋两岸的金融市场,因此这些欧美国家对G20里面的弱小国家还是很慷慨的。不过在2008年之后的10年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G7国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很难说是友好的。在目前这一更加重大的危机当中,看起来G7国家对新兴市场大国的态度会变得更加吝啬。国际流动性还很不确定,严重的资金外流以及海外汇款的减少都会使这些国家进入一个调整期。也许这一次,除了中国之外,发达经济体也将参与引领全球复苏。在过去20年里,许多重大的经济、外交和安全预测都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传统的北大西洋地区向如今所谓的“印太地区”转移的判断做出的。而人们作出这一判断也并非毫无根据: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将受到更好的教育培训,这些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而且通过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这些国家将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不过,这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受到了非议。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10年前所预测的那样,民主主权(democraticsovereignty)和冷酷的全球化进程之间如今在一些较贫穷的民主国家已经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而特朗普政府关于市场准入的平等诉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政治紧张。要知道,这一切还只是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情况。印度总理莫迪在5月12日的讲话中透露,印度今后将减少对外部依赖,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莫迪总理的这一表态可以被视为印度对上述紧张关系作出的一种政治回应。那么,今后形势将会如何变化呢?首先,如前所述,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引领此次复苏进程;第二,即便存在更加强烈的全球化需求,但所有较大规模的民主国家都势必会变得更加“内向”;第三,虽然也许会有效率较低、歧视性条款等问题,不过地区性协议还是会比全球性协议更加受到欢迎。我们不要忘了,上世纪5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重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东亚国家的重建都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比较封闭的体制之下完成的,当时这些国家在事关国内和国外的一些重要领域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新兴市场大国在过去的10年里表现平平,新冠疫情在给人们带来意外的震撼之余也会促使这些国家深入思考:今后该如何在一个不那么友善的国际秩序中生存甚至取得成功?当然,即便这些新兴市场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正如那句老话所说,面对危机却不想办法加以利用实在是可怕的浪费。新冠疫情已经导致经济收缩、人口大量失业,这的确让人们对后疫情时代感到悲观。不过面对这一困境,亚洲国家并非毫无经验。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当时的亚洲人觉得天似乎已经塌了一般。可是不出几年,即便受损最严重的亚洲经济体也恢复了稳定并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我这样说并不是低估亚洲当前面临的困境,而是希望大家认识到,只要实施正确的战略,挑战是能够克服的,机遇也是可以抓住的。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疫情的规模之大必将导致家庭和企业对自己的经济行为作出调整,而这种调整必将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许多家庭都会倾向于增加储蓄,这将导致社会消费额的下降。此外,跨国公司也会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调整,一些公司甚至会把设在亚洲国家的生产基地转移回国内。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承受着高额债务的压力,而此时它们还要在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增加开支,这会导致各国政府进一步压缩生产性投资并提高税率。此外,一些国家甚至会禁不住诱惑诉诸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而众所周知这样做是没有赢家的。其次,我们不应忽视那些积极因素。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亚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对所面临的风险有了充分的认识,他们在采取措施推进供给侧改革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是其中的领导力量,中国正在推进一些重大方案和项目的实施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具体内容包括:户口制度改革,这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刺激房地产市场;在高科技领域加强投资,以降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依赖;多个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在特高压输电、城际交通网络等“新基建”方面加强投资。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16%,中国必将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强大的增长动力。','https://www.guancha.cn/SumanBery/2020_07_11_557163.shtml','疫情,新冠病毒肺炎,亚洲'),(16,'Corso:我办养老院,我不认为老人在“等死”','Corso','2020-07-11 08:46:17','观察者网近日登载,读者“Corso”鉴于自身办养老院的经历,在评论区里肯定调研部分内容的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不同观察和意见。见此,观察者网特邀Corso撰文,分享其经营养老院的经验及对中国现有养老行业的几点思考。【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Corso】大家好,我是一名观友,今年32岁,在养老行业做运营管理四年时间,目前经营一家小型公寓式养老场所。因为养老产业刚刚起步,产业结构并不完善,各种养老机构良莠不齐,所以我仅以自己所见所闻所做跟大家谈一下心得体会。我也没写过啥文章,因此我想着就以叙事的方式给大家讲讲,覆盖不到方方面面,也请理解。我现在经营的养老院位于湖南的一个三线城市,靠近城区,场地是租的,总共6层楼,3000多平米,是公寓式的养老。这家养老院刚开始不是我在经营,我2019年初才开始接手。上一个老板因为集资的原因被抓了——养老院总共36间房,52张床位,那老板集资了近3000多万元,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老人。其实这已经算是比较少的了,这种情况在三、四线城市有很多,而且有更大的机构也是因为集资诈骗问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里我先谈一下为何这么一点房间就能集资到这么多钱,同时也为养老服务话题做个延伸。1.需求迫切。从各种各样的分析报告都可以看到,目前养老的需求越来越大。人口基数在这摆着呢,同时因为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40、50、60后都有着迫切的养老需求,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开放,养老机构越来越多。就像一个蛋糕不用怎么做它的体量就有那么大,连奶油都还没往上洒,大家就都急着去啃蛋糕皮了。而老年人又是最迫切的需求者,所以大家都争破头想找一家“好”的机构。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种需求不仅仅是老年人的,更多也是子女的。尊老爱幼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国家对赡养老人也有针对性的立法,养老院养老便成为难以摆平生活与工作矛盾的子女的优先选择。更何况很多老人的子女也已步入或即将步入老年人的范畴(我们这里好几个奶奶都近90岁,她们的子女也都快70岁了),因此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子女对这方面的需求也都很迫切。2.信息缺失。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从业者都知道公办的机构是民政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而民办的营业执照都是工商局颁发的;如今政策开放,民办的都是备案后由民政部门发统一的回执。而很多老人会因此认为养老是国家大事,无论公办、民办,背后都是政府站台——政府的信誉度比任何企业都要高。从业者知道这只是企业办理必须的流程,但老人们不是这么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养老服务中老人教育有个单独的板块的原因,防诈骗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随着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老人们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更多能力去接收现实里不断更新的社会信息,那就需要相应的教育服务。3.情感错位。就我自己的观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孝的子女有,只是极少数;大部分老年人的子女还是很有孝心的,这种传统美德不是说丢就丢的。但是老人越老,就跟小孩越小一个道理,各方面的机能随着时间增长在加速退化,感情处理也是这般。只要工作人员对老人关爱备至,老人就会无条件地信任。从道德层面来说这是对的,但是想想老人机能没退化之前会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目前的我们就是老年人年轻的时候,遇到“外人”对我们好,我们不会持否定态度,但至少是有观察期的,更不会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社会发展迅速,老人的子女因为工作的原因的确很难抽出时间,子女有时候也是两难的,所以只能拿出措施,相对平衡。一些想钻空子集资的机构就是利用上面三点,先通过合法的资质用保证金的方式(入住机构需要交纳保证金,这是政府认可的预防出现突发性医疗问题以及子女遗弃问题),先骗取老人的一部分金钱(一般是1至2万元),随后通过营销人员不断地请客吃饭(也利用了贪便宜的心理)嘘寒问暖允诺老人有回报(也有认作干儿子、干女儿的)。在这种情感、利益的双重营销轰炸下,老人的剩余存款被不断榨取,有的是卖房的钱,有的是医疗的钱,有的是子女赡养的钱。当地政府其实都贴了防诈骗的门贴,拉了谨防非法集资的横幅,但是老年人还是会上当受骗。好在因为政府的不断宣传,这一情况已经好多了。相信只要通过长时间的政府监督,再施行老年教育,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且从当地情况看,这个问题也已经逐步解决了。这里也要反思,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有解决办法的,只是预防时的压力、阻力、不可控性都很大,因此想要在预防阶段就根本性解决这个问题,这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做到预防有利、处置有利、流程迅速,这样一来整个养老产业的大环境才会越来越好。','https://www.guancha.cn/Corso/2020_07_11_557170.shtml','养老院,政府管理,老人'),(17,'曹和平:危险!美国的两个半时刻','曹和平','2020-07-11 08:36:08','【文/曹和平】罗马帝国时刻是指一个看起来无比强大但在立国战略上犯致命战略错误的帝国落陷时刻;泰勒时刻是指一个看起来出发于科学思维的管理导致巨大管理灾难的时刻。我认为美国在过去二十年犯了两个半此类错误。美帝国战略由于抉择和践行错误出现大危。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文安立认为,“冷战秩序”是美国现在台上强力部门政客唯一熟悉的国际秩序;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指出,“‘新冷战’斗士们无法遏制中国,因为其他国家不会加入我们的阵营,…,自欺欺人会导致危险的外交”。文安立和佐利克的观点是对的。如果美国真有韧性,博尔顿、蓬佩奥现象将会像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一样短命,亦即在今年11月份美国人自己的淘汰机制(选举)上被替换掉。如果特朗普二次当选,表明美国的成长倒回去了。布什时代的错误战略——一个3亿人的国家不能和一个10亿人的伊斯兰世界为敌——的亏还没吃够。小布什当年年龄不小、但在耶鲁大学商学院学习成绩从没超过79分(B-),这样的后天资份导致他在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的唆使下,莽撞地把9·11事件引起的反恐战变为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结仇,出国剿恐战上升到宗教级别的战争。这是一个可怕的升级,因为剿恐战是几年几十年的事(政治范围),但宗教争端的周期是百年千年的事。历史上,欧洲和穆斯林的千年结仇到今天还没结束,美国人掺和个啥劲!在后续观察家看来,美国政体的韧性在于随后选出了一个名字里有穆斯林成分的半黑人奥巴马,较大程度上和谐了美国战略错误导致的与整个穆斯林世界自然人为敌的危境(这也是瑞典给奥巴马一上任就颁发诺贝尔奖的原因),成功地在国家危机的悬崖边上,将战争的性质定格在了反恐级别上的国家意志水平(政治战争),而不是上升到政治战争之上的千年宗教战争。这是美国的第一个罗马帝国时刻。各国观察家认为这一危险被避掉了。如果这一次特朗普被选上,表明这个年轻的国家政体在成长的意义上并未于国家意志上有认识地吸取罗马时刻的教训,选上奥巴马只不过是民间反战的本能。特朗普被选上就是一个反证:他不是与穆斯林世界为敌,而是与敌与友同时为敌(罗马第一,美国优先),继续与穆斯林和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在利益上和在信仰上为敌。三亿人和73亿人作对,就像当年罗马帝国的几百万在亚平宁半岛三地的人要和当时其余欧洲、北部非洲和小亚洲(中东)等世界5000万人作对一样,长期上必败无疑。战略抉择上就错了。这是美国的第二个罗马帝国时刻,各国观察家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小布什和穆斯林世界作对,特朗普和整个世界作对,我称其为美国的两个罗马战略(失误)时刻。泰勒时刻实际上是早期的作坊管理向车间管理过渡的科学思维起点。尽管泰勒管理在极端意义上是残忍的,但后来的激励耦合原理下的管理纠正了这个错误。特朗普团队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管理就是这样的,人群畜群的整体免疫有自己特定的条件限制范围,群体免疫有科学思维的成分,但宏观成本损失太高,纠正就是。现在看,特朗普只要绩效,不要具有调整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的安全建议。致使美国国家在重大人类安危事件面前与其他国家相比,展示出国家管理上的制度设计幼稚。但管理失误和战略失误相比,只能算半个。是为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在近20年的成长中出现的两个半致命错误。说明美国国家整体的文明成熟程度还处在汉文帝武帝时代,面对不同文明间融合还是战争的选择。中国在两千年前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在唐宋元明清诸朝代中非常艰难但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融合。美国太年轻了,有初建国体的活力但也有非常深层的制度幼稚。结论是:中国只要走自己的路,在科学和技术上对世界开放,在文明上与世界各国奉行文明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发展战略,就可以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竞赛场上常摘金牌。(本文原发于头条号@曹和平,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https://www.guancha.cn/CaoHePing/2020_07_11_557167.shtml','美国,罗马,美国政治'),(18,'约翰:特朗普从“迷之自信”到“开撕”世卫的时间线梳理','约翰','2020-07-10 17:09:25','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通知世卫组织,世卫组织也立刻向全世界发布警告。随着全球疫情蔓延,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及其他专家、官员不断发出警告,呼吁全世界携手合作,共克疫情。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置若罔闻,一直在公开场合吹嘘自己做得很好。等在疫情在全美失控之时,他把“锅”甩给中国、甩给世卫组织,声称世卫组织没有及时示警通知。目前,在广州工作的加拿大华人约翰梳理了特朗普从“谜之自信”走向莫名其妙“甩锅”的过程,并做成视频,上传至Youtube个人频道“numuves”上。不过,视频上传后受到一定限制。如果按标题“TrumpVSTheWHO”进行搜索,结果不会显示该视频。约翰称,这种“封锁”恰好说明了一些港台人士或西方人会受到洗脑的原因,他们无法轻易获取非西媒提供的信息。作为一名海外华人,约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很有感情。据他所说,做这个视频,是为了感激中国给他提供的机会、以及中国人民对他的善意和关爱;他想给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中国,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在得到约翰的同意之后,观察者网转载这则视频,以飨读者。','https://www.guancha.cn/Jonnathan/2020_07_10_557119.shtml','特朗普疫情,新冠疫情,世卫组织'),(19,'卢毅:“飞夺泸定桥”是虚构的吗?','卢毅','2020-07-11 08:32:22','【文/卢毅】今年是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85周年。长期以来,“飞夺泸定桥”一直被视为红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典型战例。但近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甚至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如英籍作家张戎宣称:“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认定“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她还说曾采访过当地一位93岁的妇女,这个老人说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张戎还“引证”另一则材料,称邓小平在1982年曾对布热津斯基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另外,两个叫李爱德、马普安的英国人在重走长征路后写的《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引用他们采访当地一位86岁的目击者李国秀的话:“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掉进河里”。此则材料的性质更加恶劣:红军竟然逼老百姓带路,当人肉盾牌。很显然,这些说法都企图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但实际上,上述两种说法都存在很大谬误。首先,“飞夺泸定桥”并不单指夺桥那一场战斗,还包括此前一昼夜240里的强行军。当时的情况是:红军夺取了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但因为渡船太少,全部渡过去将花费很长时间,而敌人追兵已经逼近。所以中革军委决定,一部分部队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大部队则从上游泸定桥过河。中央把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长征以来一直担任先锋的杨成武红四团,最初给其3天的时限。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共320里,红四团第一天行军80里,但第二天中央急电,命令红四团次日必须拿下泸定桥,这意味着剩下的240里崎岖山路须在一天内走完,相当于一天完成3个马拉松。从这个意义上说,“飞夺”是完全成立的。进一步讲,泸定桥上是否发生过战斗,上述两种说法也互相矛盾。张戎说“根本没有战斗”,李爱德等则说“打了一天一夜”,那究竟是否发生过战斗?张戎说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李爱德等则说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打中掉进河里,那到底有没有国民党军队?他们一个问的是93岁老人,一个问的是86岁老人,来源都是口述材料。相比之下,更具史料价值的应该是来自敌方的原始档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中有一份西康军阀刘文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其部下“泸定桥李团与沿河之匪奋战”,此战发生时间为1935年5月29日,恰是红军“飞夺泸定桥”当天。此处“奋战”一词,无疑表明张戎所谓“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的说法,是率尔操觚、极不严谨的妄断。另外,李爱德等所谓“红军逼老百姓带路”的说法同样不足为凭,后来有人向李国秀老人查证此事,她断然否认曾讲过这样的话。','https://www.guancha.cn/luyizydx/2020_07_11_557166.shtml','飞夺泸定桥,红四团,安顺场,泸定桥'),(20,'周波:中国没按美国期望的方式发展,就是欺骗?','周波','2020-07-10 07:50:21','【文/周波,译/中国论坛韩桦】中国。中国。中国。眼睁睁盯着11月大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正陷于一场看谁对华更鹰派的较劲。对北京强硬现在被视为总统候选人是否白宫摘冠的关键考验。今天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信任似乎比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信任还要低。至少前苏联和美国的科学家还能够合作开发脊髓灰质炎疫苗。来自美国的敌意不仅仅是为在竞选活动中得分。它在官方战略政策文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得到了放大。5月20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开篇就表达失望,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与世界接触的增加,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和开放的秩序走向趋同”,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必须为两种制度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包括容忍更大的双边摩擦。如果争论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结论很难正确。北京从未哄骗华盛顿相信,它将成为美国所希望的那样。相反,中国一直严防任何破坏其社会制度和治理稳定的外部企图。华盛顿对事情没有按自己的方式发展感到懊恼,反而向北京证实,其声称的“美国的政策并非以试图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不过是虚伪的。美国的战略报告进一步断言,中国共产党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大错特错。在过去四十年里,是中国重塑了自己以适应国际体系。中国与国际体系的接轨包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更重要的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重塑了中国。今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完全有理由加强国际体系,即使该体系的大部分规则和制度都是由西方设计的。因此,即使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存在“制度之争”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时,美国正在撤出它主导建立的这一体系。在“美国第一”政策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甚至不愿假装履行其国际义务。中美关系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竞合”关系,是合作与竞争的混合体。问题是如何让合作压倒竞争,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确保竞争不会蔓延成冲突。北京一直呼吁“不冲突、不对抗”,这表明了它在如何管理竞争方面的首选做法。试想一下:如果北京选择报复性路线,要求华盛顿解除对华为的制裁,停止对使用其5G技术的欧洲国家的威胁,否则将停止向美国出口急需的中国医疗用品,那么还会有多少美国人因新冠肺炎而失去生命?外交部长王毅在5月下旬指出,中国向美国出口了超过120亿个口罩,相当于美国人均40个口罩。令人遗憾的是,全世界都在期待两国共同带头抗疫,但是美国这个受新冠肺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却一意孤行强化与中国的竞争。传染病通常为国际合作提供机会,毕竟这是共同的威胁。中美两国曾携手应对2003年爆发的“非典”。2005年9月,两国元首就全球大流行应对问题制定出一套“十项核心原则”,随后得到88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支持。2014年,中美科学家还在塞拉利昂的一个中国实验室里并肩工作。2016年,两国在一份谅解备忘录中达成一致,为非洲共同提供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培训。目前,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健康”的竞争:看两个大国谁能生产有效的疫苗并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疫苗。目前,五种候选疫苗正在中国进行测试。习近平主席承诺使中国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在两年内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2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中国还宣布暂停77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还。特朗普希望美国的疫苗能在今年年底前到位,并表示他的目标是尽快将疫苗送到美国人手中。虽然国家领导人理所当然要关照本国公民,但人们担心,在一个供应短缺的世界里,“疫苗民族主义”会爆发。最近有关美国大力垄断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供应的报道让人不安。更不用说,特朗普宣布切断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冷战后美国的一系列战略失误导致其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的泥潭,削弱了其国力。但是,没有错误比把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后果更加严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在大约10到15年内超过美国。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差距正在缩小。美国的任何盟友,至少因为它们与中国的密切经济联系,都不希望在美国与中国摊牌时站在美国一边。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越走越近,部分原因是两国都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没有人知道中美关系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的是,即使过去并非晴空万里,我们也再不会回到过去了。我曾经认为中美脱钩好比抽刀断水,但现在我不太确信了。尽管此刻就断言我们已经进入新冷战还为时过早,但事情确乎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目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唯一的共同点似乎是希望避免军事冲突。即便如此,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高调的航行自由行动也增加了误判的风险。2015年,比尔•盖茨就警告说,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我们此时才知道他多有预见。如果竞争是人性之恶,则没有任何疫苗能预防大国竞争。但是人类的天性中也有所谓的“善良的天使”(译者注:这是美国总统林肯曾用语)在这场愈演愈烈的疫情中,我们应该让后者扬起翅膀,把人性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本文英文刊登于新加坡《海峡时报》,翻页阅读原文)','https://www.guancha.cn/ZhouBo/2020_07_10_557035.shtml','中美关系,中美脱钩,中美竞争,新冠病毒肺炎'),(21,'卢西安·特鲁斯科特四世:我是杰弗逊的直系后代,我要拆掉他的纪念堂','卢西安·特鲁斯科特四世','2020-07-10 07:27:06','【文/卢西安·特鲁斯科特四世译/观察者网由冠群】当我和弟弟弗兰克还是小孩子时,我们常常去探望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爷爷奶奶,他们就住在华盛顿郊外。当时,我们总是缠着奶奶,让她开车带我们进城,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参观位于国家广场的史密森博物馆。当我们开车经过横跨波托马克河的第14街大桥时,我们能看到潮汐湖对面的杰弗逊纪念堂就屹立在我们左侧。尽管杰弗逊纪念堂距离博物馆仅几步之遥,但我不记得自己曾去过那个地方。杰弗逊纪念堂位于国家广场,旁边自然还有一条杰弗逊路。每当去看望爷爷奶奶时,我们都会沉浸在与托马斯•杰弗逊有关的历史中。当我们与奶奶一起开车去夏洛茨维尔看望曾祖母和曾祖姨母时,她们会带我们爬山去蒙蒂塞洛庄园(译注:托马斯•杰弗逊生前所住庄园),然后让我们在庄园的草地上和房子里任意玩耍。她们把蒙蒂塞洛庄园看作是自家的祖产,因为它还真是我们家的祖产:她们的曾祖就是托马斯•杰弗逊。她们就出生和成长在离庄园几英里远的一个家庭农场——埃奇山。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弟弟——杰弗逊的两个曾孙——没有把杰弗逊纪念堂当回事的原因,因为就连他生前的居所都是我们的游乐场。这里是我们的曾祖父母、曾祖姨母,曾祖叔叔安息的地方,而且将来有一天,据说我们自己也会被埋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杰弗逊纪念堂。蒙蒂塞洛庄园就足够了。这个庄园现在仍然足以纪念杰弗逊。实际上,作为对杰斐逊本人的纪念,蒙蒂塞洛庄园堪称完美。这就是为什么位于华盛顿的杰弗逊纪念堂应该被拆掉移作他用的原因。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称杰弗逊纪念堂是“纪念自由的圣地”,实际上它根本不是。这个纪念堂是一个男人的圣地,而这个男人生前曾拥有超过600名奴隶,并与其中一名奴隶莎莉•海明斯(SallyHemings)育有至少六个子女。它是一个男人的圣地,这个男人曾在为美国奠基的《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他却从没有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奋斗过。终其一生,除了海明斯的家人(有些还是他的亲生子女),他都没有解放过任何奴隶,而是将他们出售来抵偿自己欠下的债务。实际上,他的某些白人子孙,包括他的孙子托马斯•杰弗逊•伦道夫(ThomasJeffersonRandolph),我的曾-曾-曾-曾-曾祖父,还曾在美国内战中为捍卫奴隶制战斗过。我的曾祖母在1866年出生后就与他一起生活在埃奇山。我们与奴隶制的关系同与杰弗逊的关系一样紧密。当我们小时候去探望她时,在我们兄弟与托马斯•杰弗逊之间只隔着一个死者。我是这个奴隶主的第六代子孙。来自海明斯家族的堂兄弟们也是这个奴隶主的子孙。但区别在于,我们的曾祖父拥有他们的曾祖母。我的家族拥有他们的家族。这是在你探访杰弗逊纪念堂时绝不会了解到的美国历史。但在你探访蒙蒂塞洛庄园时,你就会了解到:在庄园南翼展出了一个犹如洞穴般的住处,那就是莎莉•海明斯的卧室,我和弟弟小时候经常在那玩耍。如果近日能去蒙蒂塞洛庄园旅行,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庄园由杰弗逊设计,由他奴役的人建造;你还会发现庄园里的木工活和家具制作都是由海明斯的兄弟约翰•海明斯完成的。现在,这个庄园还展出了重新翻建的小屋和谷仓,当年奴隶们就居住工作在这些地方。在蒙蒂塞洛,你会了解到杰弗逊的历史,那个曾贵为美国总统并写下《独立宣言》的人;你还会了解到一个奴隶主的历史,那个人也是杰弗逊。蒙蒂塞洛是一个完美的纪念堂,因为这个纪念堂展示了杰弗逊道德上的全部瑕疵,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有缺点的开国元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用杰弗逊纪念堂去纪念杰弗逊的原因。他不配获得那尊周围环绕着白色大理石廊柱的19英尺高铜像。那个纪念奴隶主开国元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早该到来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现在是时候去纪念我们的一位建国之母,一个逃脱了奴隶枷锁后又反身为解放其它奴隶而战的女性,一个在北方军队服役对抗南方奴隶主的武装侦察兵。这是一个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奴隶解放进程,使我国更加完美的女性。在杰弗逊雕像的原址上应树立另一尊雕像。这尊雕像应该属于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Tubman)。看到一尊19英尺高的黑人女奴,同时也是爱国者的铜像取代一个奴役了几百人的白人男子雕像,这不是在抹杀历史。这是在讲述美国真正的历史。(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纽约时报》)','https://www.guancha.cn/LucianTruscottIV/2020_07_10_557030.shtml','美国种族歧视,美国历史'),(22,'房宁:中国制度的优势与短板——兼谈权力集中体制的功能两面性','房宁','2020-07-10 08:18:35','当下,面对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面对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会怎样?中国怎么办?如何深度认识中国制度的优势与短板,从而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房宁教授做客人大重阳,分享了他对“中国制度的优势与短板”的最新思考。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观察者网参与合作的“深度认识中国”系列直播活动第一讲。【文/房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从世界政治体系分类的标准看是一种权力相对集中的制度与体制。这一制度的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共产党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全面领导。另一个比较理论化的说法是“民主集中制”。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及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这一制度与治理体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进行了全面阐释,并从制度功能意义上概括出了中国制度的长处和优势的十三个方面的表现。在中国制度与治理体系之下,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探索形成一整套能够适应和促进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模式日益引发了世界性的关注,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经验、中国制度和中国治理体系。今天,我们可以从政治科学的专业角度深度地分析和认识一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功能特征,也就是人们常说这个制度的长处优势以及短板不足。根据多年来的观察与研究,我们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制度的主要长处与优点,概括起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由于权力集中、权力中心的存在,由于权力体系中没有竞争性的权力主体,易于降低权力内部运行的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政体中经常发生的政策摩擦和决策效率低下问题。其次,基于上述的权力结构,中国制度下易于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应,即由于集中的权力中心的存在,便于建立和形成促进社会整体性的发展规划和策略,便于集中社会资源,提高发展的集约性和效率,使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实行战略性发展。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这一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今年元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到元月下旬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患病人数已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这是一次史上最具传染性的烈性疾病,形成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在那个时刻,一旦疫情在全湖北省乃至全国蔓延开来,其后果不堪设想。1月22日,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做出“武汉封城”的决策。“武汉封城”是中国防控疫情的最关键最主要最成功的举措。第三,便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照顾和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求,有利于维护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仍以今年的新冠肺炎防控为例。疫情防控是十分复杂的公共管理系统,需要国家政治制度提供有效的系统内部的协调机制。这次疫情防控的关键之举是武汉封城,而一个上千万人口大城市实施居民防疫隔离和病患救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管理和保障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指挥协调下,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物资和人员的支援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345支医疗队,4万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和武汉,其中包括全国近20%的重症医务人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靠着“全国一盘棋”的卓越协调能力打赢了武汉保卫战。第四,由于权力中心长期和稳定的存在,国家与社会发展可以保持长期持续和稳定,重大的国家战略和社会政策可以被一以贯之地长期推进。这在中国被称为“一张蓝图绘到底”。许多年前,一位印度的政治家感慨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他指出:中国的成功得益于专心。他对比印度指出,中国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求一个发展目标,能够在几代人之间坚持实施国家的发展计划,这是中国成功的关键之举。而印度因体制原因,不同政党、不同的派别轮流执政,没有哪个政策、没有哪项计划可以得到自始至终的坚持和执行,国家发展耽误于反复的折腾之中。','https://www.guancha.cn/FangNing/2020_07_10_557039.shtml','中国,中国政治体制,印度,疫情'),(23,'刘晓明大使:中国从未干涉英国内政,如果有,请你拿出证据来','刘晓明','2020-07-10 13:23:57','自香港国安法颁布以来,英国频频对香港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还以宣称给予持有BNO的香港居民“更多居留权限”的方式刷存在。针对英方就香港国安法对中方的无端指责,7月6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使馆举行网上中外记者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观察者网也被邀请列席。以下为记者会实录: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中外记者会。6月30日,在香港回归23周年之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强大支撑,为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提供了坚实保障,堪称“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英国媒体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但坦率地讲,其中充斥着误读、误解甚至歪曲。今天,我举行中外记者会,就是希望帮助英国各界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和理解香港国安法。针对英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我想着重点回答五个问题: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但23年来,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勾连阻挠,相关立法迟迟未能完成,导致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法律制度空白,执行机制缺失,长期处于“不设防”状态。去年6月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自决”,打砸抢烧,暴力袭警,冲击香港立法会,叫嚣“武装建国”,严重践踏香港法治,严重破坏社会稳定,重创香港经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香港民众痛心疾首,迫切希望香港转危为安、变乱为治、绝境重生。在此形势下,国安立法从国家层面立法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得人心、顺民意,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该法不仅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并将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国安法开宗明义指出,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概念,“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只有“一国”安全,“两制”才有保障。何为“一国”,它既体现在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体现在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各国中央事权。中国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部分立法权,并不改变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央事权的属性,也不影响中央政府继续建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出现了挑战和破坏“一国两制”的活动,香港国安法正是为了捍卫“一国”权威,最终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而不是要改变“一国两制”。该法充分体现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统一,不改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香港高度自治和特区法律制度,不影响特区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该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特区居民根据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权利和自由。该法规管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四类罪行,惩治的是极少数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正因为如此,短短8天,近300万香港民众签名支持国安法,充分体现出求稳定、保安全的主流民意。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中国是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500多个多边条约。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认真履行自身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从未“退群”、“毁约”,从不谋求本国利益优先。“不履行国际义务”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英方将《中英联合声明》与“一国两制”混为一谈,指责中方未履行国际义务,这完全是错误的。。中国政府关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已充分体现在基本法中,并得到全面贯彻。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香港国安法违反中方国际义务问题。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包括英国内政,也希望英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然而,英国政府仍不停地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现在又对香港国安法指手画脚,甚至声称将改变对香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持有者的安排。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就此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指出的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香港国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防范、制止和惩治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香港国家安全的行为。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任何干扰和阻挠香港国安法实施的企图都必将遭到14亿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都注定失败!“法者,治之端也。”香港国安法是香港恢复秩序、由乱及治的治本之策。我们坚信,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香港国安法的有力保障下,香港一定会更加安全、更加美好、更加繁荣!谢谢!下面,我愿回答各位的提问。','https://www.guancha.cn/LiuXiaoMing/2020_07_10_557070.shtml','刘晓明,香港'),(24,'李枏:朝美关系能缓和吗?我去了趟朝鲜反美爱国教育基地','李枏','2020-07-10 07:36:39','【文/李枏】从5月29日起,由乔治·弗洛伊德因警察执法不当致死引发的抗议活动越出事发地明尼苏达州,蔓延至全美多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特区。5月31日,朝鲜《劳动新闻》即对此进行了报道,严厉抨击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朝鲜一直称美国是“种族歧视的王国”,长期以来公开支持美国非洲裔人民反种族歧视的运动。朝鲜这一立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深入朝鲜社会,才能揭开朝鲜人民对美国的历史记忆及其固定思维。坐落在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的信川博物馆是朝鲜重要的反美爱国教育基地。按照朝鲜官方的统计,美军在1950年10月17日至12月7日侵占信川郡期间共屠杀当地百姓35383人,作为反美教育基地的信川博物馆记录了美军的这一暴行,成为世界为数不多的以反美为主题的历史博物馆。这一博物馆于1958年3月开馆,2015年2月在金正恩指示下进行重建,并于7月竣工重新开放。博物馆前竖立的大型标语牌上写着:“向美帝杀人鬼子们进行千百倍的复仇!”门前的雕塑和壁画中描绘着妇女儿童在火海中痛苦挣扎的情景。博物馆正前方是为在一座仓库中被烧死的妇女和儿童单独修建的两座坟墓。据称,美军曾在此纵火烧死了400名母亲和102名儿童。人们在此伫立,为那些死难者默哀。走进信川博物馆,心情陡然变得沉重。博物馆用大量实证,展示出美军对信川平民的屠杀惨状。展品中有在信川当地发掘出的被屠杀妇女的毛发、发簪、残骸以及当时各种调查的照片,还包括在战争时期国际调查团进行朝鲜实地调查的报告,报告确认美军在朝鲜半岛存在明显的对平民的虐杀行为。为了强化美军的虐杀行径,博物馆展示出大量平民被折磨和被屠杀的创作雕塑和画作,以彰显“美帝的凶残本性”。每一幅作品造成的视觉冲击会让受众久久无法忘记这段历史。朝鲜政府希望借此教育公众,“朝鲜对美国的仇恨并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植根于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观念之中。朝鲜人需要执着地牢记这一观念”。根据朝鲜官方表述,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朝鲜工业、文化设施、文化遗迹、遗物、城市和村庄进行了破坏、烧毁和掠夺。美军对半岛北部所有城市和农村进行狂轰滥炸,使之变成了一片废墟。“世界战争历史上未曾有过像朝鲜这样全国城市和农村被炸成废墟的例子。”根据朝鲜统计,从1950年10月中旬到12月底的两个月期间的美军北进时期,美军共在朝鲜境内屠杀了17万多名平民。其中在黄海南道,美军逮捕并屠杀了12万以上的老百姓,尤其是在信川郡,屠杀人数高达35383人,占当时该郡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根据韩国学者的调查,美军盲目的空中轰炸与机枪扫射造成朝鲜南北平民和难民大规模的死亡。美军在韩方一侧也发生过对平民的屠杀,最典型的就是在忠清北道永同郡老根里的铁路旁杀害近300名难民事件。韩国民间团体“平民屠杀对策委员会”就调查出美军对韩国平民的屠杀达37件之多,至少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在访问这个博物馆过程中,我参观了美军烧死妇女儿童的仓库的遗迹。累累烟熏的痕迹犹在,弹痕也依稀可见。当年的幸存者为我们讲述了当时的场面。“美国鬼子把孩子们强行关在另一个仓库里。给那些要水喝的孩子汽油喝,然后放火,把母亲和孩子烧死了。”这位幸存者当年还是个孩子,他和几位同伴逃了出来,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https://www.guancha.cn/linan/2020_07_10_557033.shtml','朝鲜,朝鲜局势,美朝关系'),(25,'张仲麟: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民航,能就此成为全球第一吗?','张仲麟','2020-07-10 08:30:42','【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仲麟】新冠疫情爆发已过半年,在这半年之中对于疫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与体会,有告别的泪花也有感动的热泪。而2020年4月8日对武汉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一天。在78天的封城之后4月8日的零点终于迎来了解封,而作为湖北省最后一个恢复通航的武汉天河机场来说,4月8日也同样具有着巨大的意义。伴随着早上7点24分东航MU2527从武汉天河起飞飞往三亚机场,武汉天河机场正式宣告“复活”,也宣告了湖北全境民航恢复正常,这也代表着中国民航业全面恢复国内航线。三个月后的现在,中国已经全面复产复工,而在疫情中受创严重的行业也在逐渐的恢复之中。在整个新冠疫情中,民航业所受的打击无疑是极为严重的。作为一个重资产、高浮在、高成本、低利润的行业,有着巨大的运行成本。飞机作为航空公司最为核心的资产,大部分都是通过贷款或者租借获得。这意味着对航空公司来说飞机哪怕停着不飞,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上亿元的支出。也因此在普遍盈利率只有个位数的情况下遭受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营收下降过半的沉重打击时,所承受的亏损也是极为严重的。根据三大航(国航、东航、南航)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第一季度合计亏损140亿元,而三大机场除了上海机场还保持着盈利外,首都机场与广州白云机场也均亏损。严峻的形势让航空公司承担了极大的压力,面对巨大的困境。然而在这情况下航空公司们如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果断肩负起抗击疫情的责任,全力保障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笔者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在援鄂医疗队出发现场时听到医院负责人向某航经理表达行李装不下的担忧,而某航经理的回应则是豪气干云:要是装不下我们就再派一架飞机!纵使目前国内航空运输已经逐渐恢复,由于担心疫情反复以及各地的管控措施,国内航线出行欲望依然并不强烈,没有如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那样出现报复性反弹。而由于国外疫情的失控与防境外输入病例的长期化防控,使得国际航班形势日趋严峻,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但相应的由于国内采用雷霆手段对疫情进行了休克式治疗,也使得中国成了目前全球主要国家中境内现存确诊人员最少的国家,也成为最早全面复产复工的国家。而中国民航业也因此成为全球主要民航市场中最早走出疫情阴影的国家。如果说4月8日代表着中国民航业的苏醒,那么2020年的五一假期无疑成为了复苏的开始。随着北京宣布在4月29日不再对入京人员强制隔离十四天,积攒许久的出行欲望爆发了出来。以国内某枢纽机场为例,在五一期间每日航班进出港量达到了日均四百多架次。虽然比起往常全年日均七百多架次的进出港航班量比任然少了很多,同比去年五一期间更是下降了近60%,但相比此前日均三百多进出港依然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而到了6月份,日均进出港航班量已经提升到了650架次,航班量已经恢复到了去年同期的九成。相应的,旅客运输量也在六月恢复到去年同期的七成左右。根据预测,该枢纽机场到七月初时该机场的航班起降量有望恢复到日均七百架次左右,达到往年同期水平;客流量也将恢复到往年的八成,保持强劲的恢复趋势。','https://www.guancha.cn/ZhangZhongZuo/2020_07_10_557043.shtml','民航,航空业,航空公司'),(26,'程勇刚:红石岩堰塞坝变水电站,这波操作有多牛?','程勇刚','2020-07-10 08:11:16','近日,云南昭通鲁甸红石岩堰塞坝综合水利工程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世界首座堰塞坝综合水利枢纽工程。时间倒退至6年前,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6.5级地震,导致鲁甸、巧家两县交界处发生山体垮塌,崩塌滑落的泥沙石块阻塞了牛栏江干流河道,形成库容2.6亿立方米的堰塞湖,威胁着下游沿江10个乡镇3万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工程人员迅速行动,仅用9天化解险情。之后变废为宝,将红石岩堰塞体改造成挡水坝,兴建一座水电站。为了解工程具体情况,观察者网专访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程勇刚副教授。【采访、整理/观察者网程小康】红石岩堰塞坝所在的位置原来有一座红石岩水电站,是金沙江右岸一级支流牛栏江中上游水电开发规划的第六级电站。该电站为引水式发电站,就是通过建坝,将河流来水蓄起来,水位抬升,然后在旁边山体中开挖引水隧洞,将水引到下游的电站厂房,利用水轮发电机进行发电。原红石岩水电站的拦河坝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最大坝高32.77m,坝顶长131.23m。坝身建有泄洪闸。引水系统建在右坝头,包括进水口、引水隧洞、压力管道,其中引水隧洞全长2920m,引水流量174立方米/秒。2014年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之后,滑坡产生的堰塞体,正好位于红石岩水电站的大坝和发电厂房之间,堰塞体将河道完全堵塞,产生的红石岩堰塞湖,淹没了原电站的整个首部枢纽(详见下图,图二淹没后的照片为堰塞湖除险工作完成后)。原电站已经无法正常运行。不过,后面在进行堰塞湖除险工作的时候,原电站的引水隧洞被用作临时泄洪建筑物,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电站与老电站均为引水式电站。但新电站比旧电站在装机容量、防洪能力、供水灌溉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原电站装机规模为8万kw,水库总库容仅69.3万立方米。新电站为大型工程,总库容1.85亿m;防洪标准提高至2000年一遇;供水8.08万人;灌溉6.62万亩;装机容量20.1万kW,年发电量7.96亿度。“世界首座”指的是发生滑坡堵塞江河形成堰塞湖后,短时间内完成一体化“抢险—处置—利用”工程,形成新电站,红石岩当之无愧是世界首座。然而,红石岩堰塞坝综合水利枢纽工程,不是世界首座堰塞体整治为水电站的案例。之前堰塞湖形成后,基本都是自然溃坝或者抢险处置之后就完了。但有些堰塞坝经过相当长时间,如数百年之后已经相当稳固,对这样的堰塞坝,世界上有再利用堰塞体建成电站的,如塔吉克斯坦萨雷兹堰塞湖等。防渗设计确实是堰塞体整治为堰塞坝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为了搞清楚红石岩堰塞体的结构,建设单位在堰塞体顶部打了3个大直径的勘探竖井(1.5m直径),最深达97m见基岩。红石岩堰塞坝高103m,工程中采用“主河床段深137m的混凝土防渗墙+左岸古滑坡体125m深的可控帷幕灌浆组合”的防渗结构体系,形成挡水堰塞坝。混凝土防渗墙就是在堰塞体中部横河向挖一道深槽,然后在槽内灌注混凝土形成一面起防渗作用的墙。岸坡则采用帷幕灌浆,就是往滑坡体和基础一定深度范围内的岩土体中注入混凝土浆液,将岩土体颗粒之间的孔隙填充充实,最终形成一面像舞台幕布一样的帷幕,同样起防渗作用。通过设计计算和工程实际检验,该防渗结构体系的效果良好。堰塞坝的稳定性则是另一个重要内容。由于红石岩堰塞体体积庞大,上下游坝坡非常缓,稳定安全度比较高。在工程设计中,按照现行土石坝设计规范标准,计算复核,坝体稳定性满足规范要求。','https://www.guancha.cn/ChengYongGang/2020_07_10_557038.shtml','云南鲁甸红石岩,堰塞湖,水利工程,改造,变废为宝,发电'),(27,'棒棒医生:中西医学的转折与选择','棒棒医生','2020-07-10 07:32:22','【文/棒棒医生】2020年高考上海的作文题目:“世上许多重要的转折是在意想不到时发生的,这是否意味着人对事物发展进程无能为力?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这个题目异常的简洁,只有一句话,却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想到了医学史上中西医学的转折,对比起来看,不无启示。医学史上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转折发生于1543年。这一年,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这本书被恩格斯评价为自然科学终于脱离神学而获得独立地位的标志。它是现代科学和古代朴素的自然哲学以及一切玄学的分界线,几乎可以说,就是古和今的分界线。这一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构造》,它对于医学的意义相当于《天体运行论》,是现代医学的起点,也是古今医学的分水岭。在这之前的漫长历史里,人类医学对于人体结构和功能的认知基本上来源于粗浅的经验和神秘的想象。尤其是人体的结构,积累的知识主要源自无意识的原始祭祀和宰杀,不是有目的的医学研究。这样的知识体系自然充满了谬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内脏占卜、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到古印度的妙闻集,莫不如此。古希腊的解剖学卓然独立,可以说已经出现科学解剖的萌芽和曙光。阿尔克迈翁和亚里斯多德的动物解剖,以及希罗菲卢思的基于医学目的的人体解剖,已经辨识出动静脉、部分脑神经、肌腱和脑室等深藏人体的细微结构。不幸进入中世纪,这一点曙光遂湮没于无边的黑暗之中,近乎寂灭。整个的中世纪,解剖学被盖仑理论所统治。盖仑的解剖学其实也是伟大的解剖学,但它是建立在动物解剖上的,以动物解剖推论人体解剖,可想而知,谬误也是百出。但是,他的谬误是不能批评的。一者盖仑的天才确实无与伦比,更重要的是,宗教赋予他无上的权威,不容置疑。所以,在中世纪的一千多年里,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注解盖仑而已。把盖仑理论读熟,就等于是掌握了真理。偶尔有医生发现人体与盖仑描述不一致,那也会被认为是人体长错了,或者进化变异了,而不是盖仑错了。大学里虽然一年也有一两次解剖演示,那不过是为了印证盖仑的理论而已。而且,解剖学老师只是高台讲章,正眼也不瞧尸体一眼,在下面操刀的是理发匠。这样唯经典和权威是从的医学一直持续到16世纪,维萨里出现了。维萨里在巴黎大学读书时就体现了浓厚的解剖学兴趣,但他不满足于老师的照本宣科,总想亲自解剖人体。他到巴黎无主公墓去搜寻遗弃的尸骨,到刑场去偷盗皮肉内脏腐烂被鸟吃光后的完整骨架。最后,他向老师争取到代替理发师亲自做人体解剖演示的机会。在巴黎大学和鲁汶大学毕业后,维萨里到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谋到解剖学教师的职位。他辞掉了解剖课的助手和理发师,亲自操刀,并且鼓励学生通过解剖而不是经典来获得人体结构的知识。标本不足,他就和学生去掘墓盗尸。1539年,维萨里在大学里公开同时解剖了猴子和人的尸体,一一指出二者的不同。两具尸体被解剖得体无完肤,以动物解剖为基础的盖仑理论也同时体无完肤了。维萨里的意义不在于他发现了哪个瓣膜哪根神经哪块骨头,而在于,他告诉我们,可靠的医学知识来自真实的观察,而不是经典和权威以及玄想。人类医学从此彻底甩掉了沉重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了指数级的飞速发展。哈维的心血运动论、莫干尼的病理解剖学、魏尔肖的细胞病理学……一直到DNA双螺旋,都可以看做是维萨里解剖学的自然延伸。1543年,是明代嘉靖年间。此前的中医解剖学和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相比,并不差,仅次于古希腊和古罗马。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的血管解剖、《黄帝内经》和《难经》中的脏腑、骨骼和血管解剖等都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些知识除了祭祀和动物宰杀外,可能也有少数的出于医学研究目的的解剖学实践。后世虽有新王莽和北宋吴简使医生和屠夫联手活体解剖犯人的事例,却没有留下有意义的新知识,对中医解剖学的贡献实际是零。真正开始质疑古代脏腑解剖错误的是清代王清任(1768—1831),已经进入19世纪了。王清任在野外坟场上见到很多死于瘟疫的小儿尸体,随便用棍子拨弄翻看,就发现,“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符,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这发现正如维萨里之于盖仑谬误,若以此为契机,也可能成为中医发展的转折点。但是,王清任的解剖学实践不具有革命性,其方法过于原始,只是用棍子拨弄翻看而已,没有用刀一层层地剖开来看。比如,他对人体的横膈膜很感兴趣,不知道它究竟是在心上还是心下,是斜还是正。但是,野外尸体破坏严重,看不清楚。他只有等啊等,最后等到机会求证于一位杀人如麻的新疆军官,花了42年才“方得的确”。但这仍然是二手资料,算不得“的确”。真要搞清楚横膈膜,很简单,亲自解剖一具尸体不就行了吗?哪里用得着42年?但王清任始终没有拿起刀,这是他的根本缺陷。其实,王清任之前,维萨里的解剖学已经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来了。有两部《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邓玉函,1576−1630)。看过这两部书的医生也有,著名的温病四大家的王士雄的父亲王大昌(也是一代名医),他看后承认中医没有真正搞清楚过脏腑的真形:“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可惜,不论晚一百年传入中国的维萨里解剖学,还是自觉发现前人错误的王清任,都没能引起中医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根本改变,没能实现历史的转折。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日本。','https://www.guancha.cn/BangBangYiSheng/2020_07_10_557031.shtml','中医'),(28,'阿比盖尔·马什:人们害怕连环杀人犯,那杀人犯会害怕吗?','阿比盖尔·马什','2020-07-10 07:35:09','【文/阿比盖尔·马什】在众多美剧中,刑侦类绝对是大火且长寿的一类电视剧,其中,《犯罪心理》和《犯罪现场调查》都走过了15个年头。虽然这二者处理案情的视角不同,但它们都以真实的刑事犯罪案为基础,还原了警察与罪犯斗智斗勇的过程,也向观众呈现了不同的犯罪心理。现实中的罪犯,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问题,就像美国令人闻风丧胆的“绿河杀人魔”加里·里奇韦。他是美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连环杀人犯,被他杀害的人中,已经证实的有49人,但据他本人称,他实际杀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加里•里奇韦第一次试图杀人是在1963年,当时他才14岁。一天,在准备参加学校的舞会的时候,他步行经过一片小树林,碰巧遇上了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把小男孩拖进灌木丛,顺手抽出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刀刺穿了小男孩的肝脏。他迅速将刀拔出,看着鲜血汩汩涌出,然后扬长而去。里奇韦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究竟为什么那么做,感觉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对他而言,好像其他不好的事情也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比如用石头砸玻璃窗,用气枪打很多鸟,把一只猫闷死在野餐冷却器里。里奇韦渐渐长大,变得越发残暴。他体内无法压抑的性冲动觉醒了,加上一贯的冷酷和杀人带给他的快感,让他变成了一个永无餍足的性虐待狂。他强奸并杀害了至少49名女孩和妇女,这些案件多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受害者大都是离家出走的少女和锡塔克街头的性工作者。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著名的罪犯行为观察和变态心理研究专家玛丽·艾伦·奥图尔曾经对里奇韦进行了数小时的访谈。她说,里奇韦是她遇到的最极端、最具侵略性的冷血精神病患者之一。冷血精神病的主要特征是麻木冷漠、行为控制能力差以及诈骗和操控他人之类的反社会行为。冷血精神病患者不一定都有暴力倾向,不过大都如此。在美国,只有1%~2%的人会被认定为真正的冷血精神病患者。但是,在暴力犯罪分子当中,冷血精神病患者的比例高达50%。而且冷血精神病患者通常都是异常危险但又很难识别。特别是像里奇韦那样非常可怕的精神变态者。即使是那些犯下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连环杀手,从表面上看也与常人并无二致。而且,那种正常还不是那种“表面上太正常了,肯定有哪里不对劲儿”的正常,是真的正常,是那种“上班路上对邻居挥手致意”的正常。这让冷血精神病患者更加神秘、可怕。因为屠杀型杀手固然吓人,但那种无法预测的危险更令人胆战心惊。人们对冷血精神病人作案的细节也非常感兴趣。美国乔治城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副教授阿比盖尔·马什对此深有感触,并通过研究写下了《人性中的善与恶》一书。她发现,只要说自己是心理学教授,人们就立刻躲得远远的。但只要一提到她在研究冷血精神病,陌生人就会愿意跟我滔滔不绝地聊上个把小时。马什觉得大家对冷血精神病那么有感兴趣,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获得更多的细节好把冷血精神病患者识别出来。这些细节包括一些非语言辨识信号,比如与众不同的目光交流方式,还有特别的成长细节,比如幼年时尿床或者放火什么的。也许人们认为只要能够找到与冷血精神病患者相关的明显线索,就能够安全地避开他们或者围捕并关押他们。在人们的脑海里总是会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这些冷血精神病患者的父母一定非常糟糕。人们总是认为那些品行不良的孩子一定是不良教养的产物。公开发行的关于里奇韦的书至少有十几种,其中一本是他的辩护律师托尼•萨维奇写的,还有一本的作者是真实罪案女王安•鲁尔。这些作者当中,很多人都认同冷血精神病患者是因为童年受过虐待导致的。他们试图将里奇韦令人发指的连环杀手生涯,同他父母的争吵或者他母亲给他洗澡的方式联系在一起。','https://www.guancha.cn/AbigailMarsh/2020_07_10_557032.shtml','连环杀人,电视剧,犯罪,美国'),(29,'戴维·皮林:印度前40年的田园经济政策,如何制造了如今的莫迪狂热','戴维·皮林','2020-07-09 07:24:46','第一次去印度时,我正好20岁。还记得当时是凌晨3点,机舱门一打开,我顺着吱吱呀呀的阶梯向下走,空气如洗澡水般又湿又热。出了机场,我听到一些微弱的鼾声,这才留意到成百上千的流浪汉就这样席地而睡。他们无家可归,只好在新德里国际机场外将就着打地铺。那是1985年,当时的印度还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据世界银行估算,当时印度的人均收入仅为300美元左右,人均期望寿命为56岁。赤贫者随处可见,光脚的孩子们在街上成群地嬉笑打闹,乞丐毫不掩饰地朝路人挥舞自己的残肢断足。疾病、营养不良和赤贫成了赤裸裸的景象,在城镇和村庄俯拾即是。如今的印度仍未完全脱贫,但的确改头换面了一番。其人均收入是1985年的5倍多,已超过1500美元。按当地物价调整后,这一数值甚至可达6000美元左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的人均期望寿命已提升至68岁。婴儿死亡率几乎下降2/3,由1985年的1/10,降至如今的37/1000。尽管仍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但印度近年来维持着惊人的经济增速,社会生活呈现方方面面的现代化特征,汽车、摩托车、立交桥、手机、超市、摩天大楼、电话客服中心一应俱全,印度人总体的生活节奏和精神状况也有了大幅改观。虽然种族差别和有失公正的情况每天均可见诸报端,但正如某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印度自认是一个“新锐”国家。不过,印度的“新锐”到底体现在哪方面,还有待观察。但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增长(即由GDP粗略衡量的经济增长)能改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据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张夏准介绍(他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1963年,即他出生两年前,韩国的人均收入仅为82美元。同期,以生产可可为主、刚独立不久的新兴西非国家加纳的人均收入也有179美元。当时的韩国首都汉城(现在的首尔),就是一片火红的土地,因为所有树木均遭砍伐,转而成为生火的柴火。相较之下,当时资源相对富足的朝鲜被认为是朝鲜半岛上更富裕的国家。如今,首尔已发展为一座快节奏的繁荣都市,灯红酒绿,各式时髦商店、餐馆和夜店鳞次栉比。全世界的人都在用韩国产的智能手机,开着韩国制造的汽车。自1960年至今,韩国经历了俗称“汉江奇迹”的崛起期,从原本国力明显不敌加纳的国家,一跃成为富裕程度可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媲美的国家。现在韩国的人均收入已近30000美元。到2017年,韩国已从亚洲最不按常理出牌的民主制国家,逐渐发展成敢于弹劾滥用职权的总统的民主制国家。当然,当代韩国社会自有其问题,且其中许多问题与经济发展有关。韩国的自杀率居高不下,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压抑,人人都渴望比他人更出色、更有钱。许多年轻人脱胎于高压的韩国教育体系,虽然坐拥各式学历证书,但可能连获得其渴望的工作或社会地位的机会也没有。无论如何,我们断然不该夸大当今韩国社会的贫穷程度。比起祖父母辈的人,今天的韩国人前所未有地享受着自主选择生活的机会。韩国人集结民族智慧,顺利赶超加纳人,而后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依旧无力主宰自身命运。2017年,韩国人均收入已达加纳的8倍多,个中原因有且只有一个:这是复合增长的奇迹。前文已述及,如今的“经济增长”概念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且经常与我们自以为是的认知相左。但对低收入人群而言,经济增长的确能改善他们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铺路工、建筑工或电话客服等岗位空缺有待填补。低收入人群通过就业,可有效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同时,这些新增工作岗位还能为政府带来税收,而政府又用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并修建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当然,这些新增就业机会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原本住在乡下的人因为找到工作而在城市贫民窟定居下来,或与汽车一起露宿街头。但除非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田园生活爱好者,否则你将无法否认,对发展落后的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是改善基层人民生活的原动力。这项结论虽然看似显而易见,但在过去几十年内,发展经济却从未被印度政府优先提上议程。领导印度独立运动并使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圣雄甘地,一心向往乡野生活。因此,即使印度独立后,甘地的这些观点依旧影响着印度国策的制定,举国上下都对贫困生活抱持一种崇敬的态度。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直以智力超群、深谋远虑的形象示人,他虽比甘地更主张发展经济和现代化,但其思想却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和平均分配主义色彩。可问题是,当时的印度几乎没有多少财富可供平均分配。受苏联影响,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成了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印度政府高层致力于打造国内重工业,并以禁止许多消费品进口的方式刺激本土生产。这项国策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印度人民一方面使用着质量低劣的本土产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因产品供应有限而导致的高价。当时,印度政府高层对发展经济几乎持怀疑态度,唯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引发社会动乱。1972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后,立马对所谓的“无限增长心态”展开猛烈抨击。她曾在某次公开演说中呼吁:“人们应始终注意提防‘实现GNP最大化’的危险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将无一例外地引发社会和政治动乱。”如果说印度的国策是避免发展经济,那么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实在令人啧啧称奇。人们为讽刺印度经济增速之缓,甚至发明了“印度式经济增长率”一词。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40年过去了,其GDP年增速仅上升了3.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想想印度人口规模在此期间扩大了2%,那么印度经济增速究竟有多缓慢便一目了然了。这段时期内的印度经济增速仅比1%高一点,对减少国内沉重的脱贫负担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就这样,印度没能像韩国一样,在经济史上创造出一个“恒河奇迹”。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经济一再陷入危机,外汇储备几乎降为零。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发动经济改革。1991年,时任印度财长的曼莫汉·辛格临危受命,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降低进口关税,削减税收,并扫除了境外资本来印投资的各项障碍。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所谓的“执照为王”制度。这一疯狂的官僚制度,用无数的许可、执照和管制措施控制着印度工业,并有效地限制了一小撮资本家企图通过裙带关系赚钱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经济开始增长,增速稳定在7%以上。在这样的增速下,经济规模大约能每10年翻一番。后几届印度政府持续深化经济改革,将更多经济领域向自由市场和境外投资开放。截至2016年,印度已成为与中国齐名的最热经济大国。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下议院)发表了一次演说。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戏谑的神色,赞扬了经济增长对印度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他提到,2亿印度人已成功脱贫。印度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们反对“为了经济增长而增长”。相反,他们将经济增长视为一种动力,一种帮助人民摆脱贫困的武器。他否认印度经济改革政策与里根那套被搞臭了的“涓滴经济学”理论有任何关联,因为印度政府并不像里根那样主张大刀阔斧地为高收入人群减税。相反,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的议员们说:“经济增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进而帮助人民脱贫。它本身只是一种策略,而非终极目的。”巴格瓦蒂的立场与另一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不同。后者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20世纪50年代与巴格瓦蒂一起在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学习。(顺便一提,印度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曼莫汉·辛格此时也在剑桥大学读经济学)。森严厉反对信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转而强调“社会能力”,它本质上是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与取得成就的能力,具体内容从最基本的获得食物、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能力,到更远大的获得政治自由、参与民主进程或不受性别与种族歧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https://www.guancha.cn/DaiWei-PiLin/2020_07_09_556875.shtml','印度'),(30,'杜建国:陈春秀被苟晶顶替了','杜建国','2020-07-09 07:37:21','【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杜建国】自六月以来,高考顶替现象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现在事态竟然演变为极其荒唐的一幕,揭露高考顶替的关键人物与主角陈春秀,竟然又被一个“李鬼”给“顶替”了。这个李鬼,这个顶替者,就是近期大红大紫风头无限的苟晶。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高考顶替现象的受害者与揭露者陈春秀,是如何具体被苟晶顶替了的。一开宗明义,陈春秀再次被“顶替”,首先有她自己的原因,她不会讲故事、不会编故事、不会煽情,媒体对这样的人不感兴趣。2004年6月陈春秀参加高考,成绩546分,离本科线仅差3分,被填报的第三志愿——山东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录取。可是,通知书却被同在冠县的私企老板陈巨鹏与舅子张峰(时任烟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冠县招生办主任冯秀振合力截取了,陈巨鹏的女儿陈艳萍顶替陈春秀去读了山东理工大学。2004年10月,始终没有等来通知书的陈春秀,以为自己落榜了,便开始去烟台打工谋生。她先是在食品厂做工人,后来又到电子厂加工镀膜镜片,每天接触有刺激性的化学药水。2007年,陈春秀去拉面馆当服务员,经常工作到凌晨,算上加班费,一个月也就挣一千多块。直到结婚后,陈春秀才重新回到冠县,目前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幼师。据我的了解,在冠县这种小县城的普通私立幼儿园里,教师每月月薪大概也就两千多块。2019年,想继续充实自己的陈春秀,参加了成曲阜师范大学成人高考。2020年5月,在学信网上查询学籍信息时,陈春秀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被大学“录取”过了。很快,陈春秀得到证实,自己当年的高考是被她人顶替了。农民贫困户的女儿的高考被公司老板的女儿、乡党委副书记的外甥女顶替了,用一位网络作家烧伤超人阿宝的话来说,这的确是“人世间最丧尽天良的抢劫”。6月份,陈春秀高考被顶替一案,已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的积极关注。6月10日,冠县县委县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6月11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讨论该案的文章。6月20日,山东省对聊城市冠县陈春秀、东昌府区王丽丽被冒名顶替上学展开了调查(结果于6月24日公布)。同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陈春秀的采访。至此,高考顶替现象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此推动下,中国高考未来将进一步得到改进,“人世间最丧尽天良的抢劫”现象将被削弱,而陈春秀(以及较小意义上的王丽丽等人)也将作为启动这一进步的关键人物而载入史册。不过,陈春秀的“短板”(这本来是她诚实本分的表现)此时也显露出来了。对多数媒体来说,需要的是悲情故事,越耸人听闻越好,越能升级为对“体制黑暗”的批判越好(我并非否定批判揭露现实,我只是坚持对现实的批判揭露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沦为靠歪曲、编造事实搞煽动)。而陈春秀,恰恰缺乏这方面的技能,她虽然因被顶替而饱尝了人生的艰苦,但她不会讲故事,更不会编故事,无法满足某些媒体煽情甚至煽动的需要,她只知道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简明扼要地陈述关键性的事实。二这时候,6月22日即央视播出陈春秀采访两天后,一个叫苟晶的人出现了,迅速将高考顶替事件的关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事情经过大家都了解,苟晶自述的被顶替的故事,比陈春秀要曲折悲情多了。苟晶明确称,1997年与1998年,她在济宁市实验中学两次参加高考都考了高分,应该被好大学录取,却接连都被顶替了;1998年高考前她全区摸底考试排名第四,最后却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去了一个湖北的“野鸡中专”;后来中途退学,备尝人生艰辛,还好,经过自己的不懈奋斗,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电商和企业合伙人。随后几天,苟晶又称,当年的顶替者、自己的班主任邱印林率四条大汉上门威胁她,自己也遭到了山东方面的施压、要求删帖,自己的电话被窃听,等等。这还了得!一时间,苟晶的遭遇引起了亿万人的愤慨,得到了无数的声援。与此同时,无数媒体与自媒体也大力传播苟晶单方面陈述的信息。2020年7月3日,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了《关于苟晶反映被冒名顶替上学等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苟晶之前的慷慨陈词,几乎全是假的!苟晶从来没有考上过大学,1997年她勉强过了委培中专线,1998年刚过了中专线(且这个成绩也有可能是她沾了假应届生的便宜),全区摸底考试第四名也不存在;她所谓的野鸡中专湖北黄冈水利水电学院,是一个正规的省重点中专;她正式毕业拿到了毕业证,并没有中途退学;班主任只是与儿子共两人一起去向她求饶,不存在什么率四条大汉上门威胁她。至于山东方面施压、电话窃听,那都是苟晶毫无依据的信口开河。苟晶的故事中唯一的与事实沾边的,是1997年,她的班主任邱印林的确是让女儿邱小慧冒用了她的委培中专名额,不过,这个委培中专是苟晶自己要复读而主动放弃的,事情的性质严格说来是冒用而非顶替,而且苟晶也没有因此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或损害。2003年邱某已经就冒用写信向苟晶道歉了,至于道歉信的具体内容,双方就此是否还有其它交易,无论是苟晶还是山东的调查报告,都没有谈及。事实很明显,苟晶高考成绩一般,从来就没考上大学,根本不像她宣扬得那样,她考上了好大学却被老师的女儿顶替了,以至于她的人生饱受“碾压”。对此,苟晶本人一直一清二楚。网友调侃得好:1997年,苟晶有一辆破自行车,自己不要了扔了,邱印林拿去给女儿骑了,结果,到了2020年6月22日,苟晶对外宣布,1997年我的劳斯莱斯被偷了,而且1998年又被偷了一次!邱氏父女的行为,的确是违法犯罪,的确在破坏高考的严肃与公平,苟晶公布此事也完全正当合理。问题是,苟晶本来应该如实这样说:1997年,我考上了委培中专,我没去,结果邱老师让女儿冒用我的名字去读了。可以想见,如果苟晶如实这样说,她本人肯定就不会得到媒体与世人的广泛关注了。然而经过她的一番谎言改造,整个宣传效果就不一样了。至于苟晶为何这样做,她后面的回应似乎暴露了自己的想法。三自6月22日来,苟晶之所以迅速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除了她毫无顾忌——通常是无人敢这么做的——地违背事实编造煽情的故事之外,大量媒体与自媒体一边倒地对她进行积极声援,也起到了同样不可忽视的作用。媒体对苟晶单方面讲述的故事,不但没有去调查核实,反而照搬全收,并通过不断地采访报道等,进一步扩大了苟晶的声音对全国人民的影响。很明显,这种态度是极不负责任的,违背了媒体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此前,我就曾通过个人微博对此不正常的现象表示了质疑:此长彼消,就在苟晶万众瞩目大红大紫尽情表演的时候,高考顶替现象的真正揭露者,事件原来的主角,真正被顶替上大学的陈春秀,迅速被人遗忘了。6月30,我就陈春秀被冷落感慨道:','https://www.guancha.cn/DuJianGuo/2020_07_09_556878.shtml','山东,苟晶事件,冒名顶替,高考顶替'),(31,'劳曼:西方想缓解种族冲突,学学“有教无类”吧','劳曼','2020-07-09 08:45:47','这几个月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双重冲击后,经济陷入停滞,社会也出现了动荡。即便如此,他们的一些媒体和政客不去积极思考和解决自身问题,却仍对中国政府在香港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指指点点,甚至还通过一些法案来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近日,观察者网采访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满族文化的研究者劳曼先生,请他就西方世界种族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供他们学习谈谈看法。其实许多国家,一直以来就有“结构性种族主义”(structuralracism)的问题,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一些少数族裔不允许进入一些设施。这种情况在美国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甚至更早有奴隶制的时候。在法国和英国以前也有类似现象。这有着心理上的因素,人们总是倾向于帮助和自己相似的人,排斥和自己不太一样的人。不过,一些国家对于反殖民、反压迫教育的缺失使得这种心理因素得不到纠正。我经常受出版社的委托审核历史教材,我发现一般的英国学校所用的教材不教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对非洲被殖民之前的发展也很少提及。不应该只是这样,如果要教授相关历史,那应该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来教授。当然,现状的改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教育是一个方面,而要彻底改变种族不平等的情况还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刚才我说到了“时间”这个因素。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废除,到现在差不多只经过了两代人而已。在那之前,一些少数族裔,比如黑人,就没有受到过相同的国民待遇,他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族群和社区,并没有融入自己的国家。现在的美国还有一些社区只有黑人或者只有拉丁裔,他们之间没有互信,并且害怕进入对方的区域。而白人警察进入他们的社区时也会被当作外人。所以美国政府应该多招募一些黑人或者拉丁裔的警察,虽然他们不太可能被那些社区的人当作朋友,但至少会降低紧张程度。不过还是那句话,种族矛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还有一个因素是贫穷问题。在美国,很多地方的人们是很贫困的,而贫穷就可能引起一些极端行为,比如犯罪。如果是白人警察去黑人或者拉丁裔社区办案,就会很容易被当成敌人而造成族群间的冲突。这方面欧洲的情况好一些,因为欧洲有很多“福利国家”。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就很可能去犯罪。但是在欧洲,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他还是可能拿到大约百分之四十的薪水。是有历史的原因,从唐朝开始就有不同民族生活在中国了,虽然也形成了不同社区,但总体来说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中国的宪法也在保护少数民族,中国的身份证上都会写上每个人所属的民族,少数民族会得到一些优待。当然是“双标”,其中有很多政治操作。现在有很多内地人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孩子也在那里学习。他们有时会受到那些自认为是“正宗”香港人的歧视,还可能被打。这在香港社会造成了一道裂痕,对香港的发展并不利。但是每次西方媒体在香港进行采访时,他们总是采访那些所谓“正宗”的香港人,而移居去香港的内地人却得不到发声的机会。我曾经在香港生活过,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他们并不认同这种现象。我觉得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公民都会依赖于国家的政策。其实在西方也有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一些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族裔、妇女和残疾人等会得到一定的优待。不过,这些法案最终都需要官员去执行,如果中国的官员能执行得更好,那西方当然需要学习。我认为现在西方国家应该做的是给予不同社区的人相同权力,而且政府应该鼓励人们去重视个人成就,而不是种族背景。另一方面,我觉得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做到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其实我觉得儒家思想是具有普世性的哲学。虽然在西方国家弱势群体会因为平权法案得到一些好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钱的家庭更有优势,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他们将来就更容易掌权。因此我觉得教育先要做到平等,慢慢地社会中不平等的现象会减少。对,他们不会同意我的想法。不过美国的一些社会组织,比如教堂和社区,还是能够将一些理念进行传达的。现在的媒体很发达,也可以向大众宣传一些理念。曾经有一段时间苏联和中国都被当成是敌人,那时候几乎没有交换意见的机会。我觉得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尽量把政治立场和学术交流分开。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学者们应该耐心地去寻找方法互相交流。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建立中西学术交流的通道。','https://www.guancha.cn/LarsLaamann/2020_07_09_556895.shtml','种族歧视'),(32,'范蕴若的一“跃”,中国职业围棋之路是否该有一“退”','郑冰颢','2020-07-09 07:36:42','【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郑冰颢】7月2日,刚刚下班到家的我,突然收到一条信息:著名围棋职业棋手范蕴若八段不幸从家中坠楼身亡,生前被查出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坠楼身亡?”作为曾与小范师从同一个老师,一起在“冲段少年”之路上走过一段的同学,这些词似乎无论怎样都无法与我印象中一直是那么可爱、聪明、充满天赋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我心中疑惑、震惊、遗憾、痛惜,五味杂陈。但在疑惑中,也似乎有一丝懂得,这条路太难了。职业之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知道成为一名职业棋手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我知道当围棋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娱乐活动、兴趣爱好,当你和你的家庭为此倾尽所有,当一盘棋的输赢可以左右一个人的命运的时候,一名棋手心中所要承受的压力、痛苦、挣扎,父母的希望,家庭的重担,棋队的成绩……可是很多人忽略了,承担着这些的可能只是一个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我呆呆地坐着,满脑子都是小时候我们在他爸妈公司里一起跟着老师学下棋的情景,那时候范蕴若的脸小小圆圆的,一直腼腆地笑着…我想若是当年他最后没有选择去北京,没有选择走职业围棋这条路,如今会是怎样的模样呢?也许他就会如当年一起下棋的很多人那样考进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找了一份工作,或者成为一名围棋老师,也许他会像很多24岁的年轻人那样,平凡,但简单、安定、平静,而非每天在“胜”与“负”两极之间惨烈搏杀。人生无法假设,范蕴若的人生无法重来。但对于很多很多天赋极高、在年少时就在棋届崭露头角的小棋手而言,他们的父母有选择的机会。而对于中国的围棋事业,如何让职业围棋之路不再只是一条追求输赢、功利的胜负师之路,或许也需要很多人来思考、讨论,并试图去改变。作为一名曾经的“冲段少年”和如今的媒体人,我觉得有必要写这样一篇文章,一为纪念范蕴若,二也为更好的围棋生态提供一些视角与观点。我找到了几位曾在上海棋届崭露头角的年轻棋手,以及一位年仅8岁的范蕴若的小师妹和她的妈妈,与他们聊了很多。记得2000年左右,我才一两年级,在上海应昌期围棋学校(曾经上海的围棋名校)念书,学校请来了围棋职业九段常昊来学校做演讲,小小的我坐在台下,心中满是崇拜。在那个年代,如果问女小棋手,她会回答你:我长大要成为张璇、芮乃伟这样的棋手,若问男小棋手,他会回答你:我长大要成为下一个常昊、古力。那时候,成为一名“职业棋手”是所有如我这般大的小棋手的梦想。“那就是一个终极目标,就好像我完成了我人生最大的梦想一样”,现在已经成为职业四段的棋手王玮这样说道。然而,要实现这个梦想绝非易事。依照规定,所有围棋棋手若要成为一名职业棋手,都必须通过全国围棋职业定段赛(简称“定段赛”)这道“独木桥”。很多人将这一年一度的围棋赛事比作“围棋高考”,因为录取率极低。以我曾参加过的2006年在镇江举行的定段赛为例,那年有380名来自全国各地最顶尖的业余围棋“小天才”参赛,争夺20个职业初段名额(其中女子棋手2名,男子棋手18名),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依稀记得当时女子组有72人参赛,我爸爸那时还笑说:“这些女棋手要是都成功定段,需要36年。”','https://www.guancha.cn/zhengbinghao/2020_07_09_556877.shtml','围棋,柯洁'),(33,'晨枫:中国新一代舰载战斗机会是什么样?','晨枫','2020-07-09 08:01:37','【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晨枫】网上疯传“新一代战斗机2021年首飞”,这样的消息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一般认为,这是中国的舰载第四代战斗机(简称海四),现有的歼-15、歼-16的新亚型不值得这么隆重。长期以来,海四应该是海鹘鹰还是海歼-20一直纷争不休,或许2021年就要尘埃落定了。海歼-20具有更为强大的战斗力,但重量大,长度大,舰上运作会有影响;海鹘鹰正好相反。另一方面,中国航母要首先突破第一岛链才谈得上深入大洋,舰载战斗机的战斗力需要能至少压倒F-35,最好能匹敌F-22,只是能干翻F-15、F-16、F-18E是不够的。一般也认为,海四需要隐身、超巡、大航程、大载弹量。隐身的意义不言而喻,超巡是压倒F-35的关键,大航程、大载弹量是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但海四肯定是要适合上舰的。适合上舰有两方面:1、适合航母上的起飞和着陆2、适合航母上的甲板和机库运作适合航母上起飞、着陆其实是两个问题,但都涉及到舰上只有很短的滑跑距离的问题。为了在很短的滑跑距离里升空,以及尽可能降低着舰速度,需要用上所有可能的增升手段。固定翼飞机最主要的增升手段就是大面积的襟翼。正常布局和鸭式布局都可以有大面积的襟翼,但正常布局的襟翼位置靠近重心和升力中心,放下后对飞机的俯仰姿态影响小;鸭式布局的襟翼位置靠近机尾,放下后造成强大的低头力矩,在起飞和着陆中很难放手使用,用通常大小的鸭翼全力配平都不一定够用。从这一点来说,海鹘鹰在气动布局上是有优势的。鸭式布局如果具有很强的静不稳定性,或者说升力中心超前于重心较多,在起飞滑跑和进近的低速时会有强烈的自然抬头趋势,这时大面积襟翼放下就不那么碍事了。升力中心是随速度而向后移动的,因此更大的静不稳定性也意味着超音速配平阻力的降低和超音速机动性的增加。但这样大的静不稳定度对飞控是巨大的挑战。低速飞行未必都需要增升,不能用襟翼来增稳,因此需要很大的鸭翼面积,以及强化的作动机构,这都是增加重量和阻力的。歼-20并没有那么大的鸭翼,当然不排除显著增大的鸭翼的可能,但那涉及到的气动变化就大了。另一个问题是舰上运作,主要问题在于战斗机的长度。舰载战斗机通常采用折叠翼,以降低舰上停放或者移动时候的占地宽度。鸭式布局的大三角翼较难折叠,但把鸭翼折叠的话,有可能做到对头交错停放,可在成对停放时降低总占地宽度。F-14就是这样的,机翼的最大后掠位置不是飞行状态,而是舰上停放状态。战斗机的长度太大的话,不仅占地大,而且可能侵入斜甲板降落跑道,或者甲板上的调度区,这是不容许的。但长度是没法通过折叠来缩短的。理论上或许未必不可能,实际上难度太大,没有这样做的。只有斜角停放,但要损失停机数量。在可相对于舰舷垂直停放17米长战斗机的停机区里,偏转27度可停放20米长的战斗机,但在长度上要增加35%的占地,或者说减少1/3的停机数量。航母所能搭载的战斗机数量永远是有限的,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战斗机在舰上的加油、装弹、起飞准备、着陆后返回停机位都需要一定的周转空间,还需要有适当的维修空间以保持完好,因为挤得动弹不得或者缺乏维修而不能出动的战斗机是没用的。冷战后,美国航母减少了搭载战斗机的数量,一方面是不再有高烈度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相对宽松的甲板,用稍少的战斗机实际上可实现更高的出动率;较宽松的机库则有利于更高的完好率。航母上的战斗机主要是停放在甲板上的。从航母机库里进出不仅时间长,受到升降机运能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加油、装弹这样的危险操作只能在甲板上进行。机库空间更多的是用于停放维修中不能升空的战斗机的,以及不需要在紧急出动中使用的战斗机。因此,甲板上的停机条件很重要。较短的机长不仅便于停放,还有可能在停机区之间腾出更多的周转空间,增加出动率和便利日常调度。“辽宁”号与歼-15是中国对航母和舰载战斗机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条件原因,只能看菜下饭,没有做到舰机之间的系统优化。新一代航母是中国第一次有条件在航母和舰载战斗机之间系统考虑、全盘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16.9米长的鹘鹰比20.4米长的歼-20要有利得多,即使在改进中长度有所增加,依然有望在增加约35%的搭载数量的同时,反而提高甲板运作效率。考虑到折叠机翼与非折叠大三角翼的差别,以及把原来难以利用的边角空间利用起来,数量还可能进一步增加。从上舰出发,海鹘鹰是明显更有利的,但战斗力也是必须达到要求的,只是不管是鹘鹰1.0还是鹘鹰2.0,都难以达到要求,问题出在“中型战斗机陷阱”。这是指用成本较低的中型战斗机达到接近重型战斗机的性能的思维定势。对鹘鹰而言,就是通过针对性地避免F-35踏过的陷阱,大幅度地提高性能,达到接近F-22的战斗力。问题是这是做不到的。','https://www.guancha.cn/ChenFeng3/2020_07_09_556884.shtml','中国,战斗机,歼20战斗机,第四代战斗机'),(34,'林毅夫:美国已被权贵阶层绑架,革命都未必能解决问题','林毅夫','2020-07-09 08:16:11','很荣幸能在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新书发布会上和他同台分享和对话。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曾是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算是我的前任,他是1997年开始担任此职,我是2008年。他对我的影响不仅是世界银行工作中的前任,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还是他的私淑弟子。他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这个理论对我大学写博士论文及后来的工作都有很多影响。1992年,我根据博士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研究农村的生产队用工分制为什么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是受他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启发。还有1990年我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讨论在人民公社、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如果剥夺了农民的退社权就会抑制农民的积极性,也是受他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启发。1993年我在北京大学创办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虽然斯蒂格利茨教授是诺贝尔奖级的经济学家,地位非常高,但是我每次请他到北大来演讲,或是请他对我的新书写评论,他都有求必应,而且从不计酬。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首先想感谢斯蒂格利茨教授对我学习和工作上的帮助。今天的分享,我主要谈三个方面,一是我所认识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二是为什么他对美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但开出的药方未必被接受?三是《美国真相》这本书对中国有什么启发。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的前言里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谈得非常精彩,对他的学习、人生追求已经有非常多的描述。我想基于我过去30多年跟他个人的交往谈谈我所观察到的斯蒂格利茨教授。我觉得他特别像中国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而且他相信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1979年,他在三十六岁拿到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这个奖是给在40岁之前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最高奖项,得此奖者一般都最有资格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贡献非常杰出,大家知道他一定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不满足于书斋里的成就。1995-1997年,他先是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然后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亲身参与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1997-2000年他又进入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承担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把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认识应用到政策实践中去。2000年离开世行后,他又风尘仆仆地在非洲、中国甚至世界各地向政府、社会提供政策建议,以不懈的努力,推动社会和整个世界的进步。与此同时,斯蒂格利茨教授笔耕不辍。他的履历有135页,出版数十本著作,撰写文章几百篇。仅仅2010-2020年这11年间,他出版了11本专著,谈的都是当前美国和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比如2010年出版《斯蒂格利茨报告: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同年还出版了《自由市场的坠落: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2019年出版《超越GDP》,同年还出版了《人民、权力与利润》,近日被翻译为中文引进到国内,也就是今天讨论的这本《美国真相》。这些著述谈论的也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向世界提供他的真知灼见,以知识的力量改变世界。斯蒂格利茨教授还是特别有道德、有勇气的经济学家。《孟子·公孙丑上》里讲“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就是这样的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暴发,当时新自由主义盛行,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都遵循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华盛顿共识”方向的改革。但斯蒂格利茨教授当时就站出来公开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政策主张,赞扬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总理对资本管控以稳定金融和经济的办法。这一举动违背了当时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他也因此被迫提前从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上退下来。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和欧盟政府反而都遵循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观点去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也正式采用他的政策建议,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进行资本账户管理,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另外,中国经济这几十年发展得非常好,但批评中国、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观点在美国属于政治正确,不批评中国反倒不合时宜。然而在《美国真相》这本书以及他以前的著作和演讲中,都高度赞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成绩。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对美国现在的经济、社会、政策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深入剖析了美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我个人希望美国政府采纳他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他提出的这些改革药方对美国、中国甚至全世界都非常重要。比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大流行传染病,美国身为第一号强国应该协调全国、全世界的力量共同抗疫。除了传染病之外,全球还有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等问题,都需要协调全世界各国的努力来克服。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号强国,天然应该是这一方面的领袖。问题是,如果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必然导致它不顾全球领导职责,只关心自己国内的问题,进而导致全球性危机无法得到有效协商应对。而且,如果美国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重重,美国势必没有信心以真正公平竞争的方式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就必然会像这几年的中美关系一样,不断为自己内部的问题寻找替罪羔羊,并利用自身的科技、军事霸权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置公平竞争于不顾。','https://www.guancha.cn/LinYiFu/2020_07_09_556886.shtml','美国经济'),(35,'孟晖:高考全国卷作文里,让管仲和公子小白相杀相爱的那只带钩','孟晖','2020-07-09 07:43:30','(文/孟晖)在高考改到六月之后,又因为本次疫情延期到了七月。虽然延期,今年高考语文全国卷的作文题目依然引发了巨大的关注。2020年高考全国卷作文题:这个题目背后,其实有一段横亘上千年的服饰史密辛。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管仲、召忽奉事公子纠,鲍叔牙奉事公子小白,双方均赶回齐国争夺国君的位子。为了保证自己的主人获胜,管仲特意带兵半路去伏击小白,“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佯)死”。这一情节相当的戏剧性,管仲亲手放箭射杀政敌,但偏偏射中在对方的带钩上。小白则反应超级敏捷,很配合的表演出中箭死亡的样子。这一招麻痹了公子纠一方,让公子小白与随人得以悄悄抢先赶回国都,顺利继位。那么,小白的带钩具体长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来看看考古出土的实物。如果不标明出处,只摆出实物,陕西安塞战国墓中出土的一条金属链环式腰带大概会很容易被错认成当代设计师的作品。两千三四百年前的这一条贵族腰带全部采用金属材质,多个简洁的青铜圆环由青铜骨条串成活链,“带扣”也是青铜铸成,呈现为一只猛虎正吞噬蜥蜴的造型。如果依样打造一件复制品,束在今天时尚女郎的腰间,想来,不仅毫无“违和感”,还会引发其他女孩的艳羡。很醒目的是,与链式带身颇具现代感的简约风格形成对比,“带扣”部分的纹样设计力求匠心独具,采用了常人想象不到的主题,制作上也不惮精致。并且,其形式也与我们今日习惯所见的带扣不同,它向一侧伸出一个长钩,使用时,只要将弯钩扣入腰带上的圆环,就可以将链带束住。实际上,如此形式的“带扣”正是“带钩”。公子小白的带钩,大致就长这样。以带钩连接腰带,乃是中国传统服饰中历史最长、持续最久的腰带样式之一。这一服饰元素至晚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不过,先秦时期,限于生产能力,金属比较稀少,也就比较贵重,人们使用起来非常珍惜,所以安塞战国墓出土的青铜链环腰带在那时绝对属于少见的奢侈品,一般不会如此用金属材料制作带身。普遍的情况是采用皮带或织物带,在男性贵族服饰中,当采用皮带的时候,便会以带钩来扣系。带钩多为青铜铸成,最常见的造型呈弧曲的“S”形,钩首反向回绕,形成一个弯钩;同时,在钩身接近末端的位置,于背面上设有一个小圆柱式的钩钮。将一条皮带的两端均做出大小适宜的带孔,一端的带孔扣入这个钩钮,由此固定在带钩上;使用时,将皮带绕在腰间,然后让皮带另一端上的带孔套入钩首的弯钩之内。这一设计即简洁又灵巧,无论系结还是脱卸都很方便,难怪活力持久。在战国墓出土青铜灯的人形支座上,在秦兵马俑上,古代工匠展现了彼时带钩的准确使用方法。因此,当年,管仲是从正前方或者侧前方向公子小白兜头一箭,明确的是要射穿他的胸腹要害部位。幸亏得带钩挡住,小白才算逢凶化吉。也因为这一箭是迎面飞来,小白看在眼里,才能反应那么迅速,立刻上演被害身亡的戏码。','https://www.guancha.cn/MengHui/2020_07_09_556880.shtml','高考,高考作文,服饰史'),(36,'李玲:退出WHO解决不了美国问题,比如新冠确诊300万','李玲','2020-07-08 13:59:40','【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李玲】2020年7月6日,美国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从2021年7月6日起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下文简称世卫)。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退出世卫,不仅会削弱全球共同防疫抗疫,也不利于美国本身的疫情应对。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一意孤行,执意对抗全世界?今年抗疫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与世卫不和,特朗普6月18日曾致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威胁若世卫组织不致力于在未来30天内作出“实质性改进”,美方将终止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并重新考虑是否留在该组织内。特朗普6月29日下午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由于世卫“拒绝执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美国将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美国要求世卫的所谓改革,其一是不满意世卫对中国抗疫的高度评价,美国不断指责世卫偏袒中国,甚至指责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是中国的傀儡;其二是特朗普抗疫以来大肆甩锅中国,多次提议要世卫对中国进行特别调查,而谭德塞博士承诺要对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和科学的调查,即调查并不只是针对武汉,而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查,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德克里特堡生物研究基地。于是美国恼羞成怒,退出世卫。尽管美国在各方面领先,但是在卫生领域表现一直不尽人意,属于差等生。此次抗疫,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是世界第一,而且还在不断创出单日确诊病人新高。美国一直是医疗费用最昂贵的国家,美国的医疗体系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典型。2018年的人均卫生支出高达10586美元(超过中国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是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2.6倍左右。花这么多钱,美国国民健康指标差强人意,2018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8.5岁,仅比人均卫生支出为700美元左右的中国高1.5岁。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是唯一的至今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发达国家。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导致医药定价奇高,如美国阑尾切除术的平均价格至少是同类国家的2倍以上。在医院创收与发展的利益驱使下,名义上是非营利性质的医院,实际上成为全美最赚钱的机构。2010年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营业额达20.5亿美元,利润5.31亿美元,高达26%的利润率可谓奇迹。全美护士联合工会(NNU)公布的资料表明,美国部分医院向病患收取的费用,比实际治疗成本高出10倍。如此昂贵的医疗费用拖垮了美国。在美国,政府负责穷人和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这两项是美国政府最大支出,费用不断上涨,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不断上升;一般人群的保险则由所在企业购买,昂贵的医保费用使企业失去竞争力,或离开美国或倒闭破产,使得美国实体经济完全虚化。美国的困境在此次抗疫中暴露无遗。而中国,一直是世界卫生领域的优等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三级预防保健网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把卫生工作与民族素质提高以及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中国人独创的医疗卫生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称赞,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七十年代世卫总结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三级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今天全球最前沿的卫生政策倡导: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社区是疾病防控的第一线,均是学习和推广中国在疾病防治工作中所提升出来的有益经验。2017年,世卫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以纪念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展65年,感谢中国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卫生健康模式。中国在抗疫斗争中始终与世卫紧密合作,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最近北京抗疫,在不到20天时间内,快速,精准地扑灭了新冠疫情,同时保持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进行,如各大学毕业典礼如期举办,高考如期进行等等。北京抗疫的优异成绩再次向全世界展示只要我们团结协作,人类完全可以战胜病毒。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美国此时退出世卫,充分暴露美国制度的缺陷,而傲慢、偏见、任性、退群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可以说,从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到退出世卫组织,在特朗普任内,美国“退群”是退出二战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https://www.guancha.cn/liling2/2020_07_08_556797.shtml','特朗普,美国,世卫组织'),(37,'顾敏康:香港特首指定国安法官有损司法独立?恰恰澄清一个长期误导','顾敏康','2020-07-08 07:10:2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顾敏康】7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在香港揭牌。此前的7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成立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举行首次会议,全体成员出席,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亦列席会议。香港国安法的落地实施再次推进一大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是中央出手下的好棋,真正厘清了“一国两制”的本质含义: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两制”的实施才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香港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法外之地,也绝不允许境外反中势力将香港变成颠覆活动或意图破坏国家稳定的基地。放眼世界,国家安全立法几乎是每个国家必然要做的头等大事。美国早在1947年就制定了国家安全法,其体系十分庞大、齐全。据网上资料披露,美国在“9·11”事件后,通过2002年《国土安全法》、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014年《网络安全增强法案》和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等。美国的国家安全法不仅门类多,而且十分严厉,不仅针对潜在犯罪者,而且针对外国投资者。英国、德国、日本等也紧随美国,构建了综合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但令人不可接受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己可以有国家安全法律,当中国中央政府制定《香港国安法》时,却无端指责。尤其是美国,继出台所谓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之后,又准备出台“香港自治法案”;不仅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而且还鼓动英国、澳洲等27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香港国安法》。当然,这些国家玩“双标”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同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有53个国家作共同发言,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方在涉港问题上的立场和举措。可以说,一部《香港国安法》,看尽西方国家的虚伪和蛮横。唯有顶住压力,将《香港国安法》落实到实处,才能真正维护好国家安全,还香港稳定秩序与居民安宁生活。由于香港形势十分复杂,既有英国政府离开时埋下的许多制度“地雷”,又有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在香港与反对派频繁勾连,国安问题同时面对来自境外和内部的严峻挑战。所以,《港区国安法》采取“双轨制”的做法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中央政府的“双轨制”:一是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在三种特殊情况下对《港区国安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担任,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意见。其次是在香港层面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履行三大职责:(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二)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三)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同时专门成立执法、检控机构以及指定专门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这种中央和香港的“双轨制”安排,既能确保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必要的支持,又能确保中央政府对维护国家安全行使必要的监督权。同时,中央政府保留对特殊国安案件的管辖权,也起到了对危害国家安全人士的真正威慑。驻港国安公署的职责是四项:(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二)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三)收集分析国家安全情报信息;(四)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相比之下,驻港国安公署的“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是一项具有实质性的权力。也就是在《香港国安法》第55条规定的三种非常特殊情况下行使对国安犯罪安全的管辖权:(一)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的;(二)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的;(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尤其特殊的是,对有关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既然是三种非常特殊情况,就说明驻港国安公署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履行管辖权的,只是保留必要的抓手,以体现中央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是有实质性话语权的。当然,外界会因此质疑中央直接管辖是否干预破坏“一国两制”?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容易理解。诚如前文所言,“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维护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中央在坚守“一国”和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下将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任务交给香港处理。但是,香港在将近23年内并未履行宪制义务,反对派也千方百计阻扰“基本法23条”的立法会工作。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被迫自行立法,修补维护国家安全的缺口,这是理所当然的。《香港国安法》并没有破坏“一国两制”,其执行仍然主要依靠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专门的执法、检控和司法力量,是对“高度自治”的充分信任。同时,香港也必须尽快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全面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那么,“双轨制”运行是否会因两地法律基础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呢?应该不会。因为假如真正出现驻港国安公署行使管辖权的情况,那么嫌疑犯是被带到内地起诉和审理的,并按照内地《刑事诉讼法》。按香港法律规定,如果某一犯罪案件在高等法院审理,就会使用陪审团。但是,按照《香港国安法》第46条规定: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进行的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检控程序,律政司长可基于保护国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指示相关诉讼毋须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凡律政司长发出上述证书,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应当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并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有些人士可能又会有疑问,为什么国安犯罪案件可以不使用陪审团?道理很简单,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是严重犯罪,尤其涉及国家机密,因此,一旦使用陪审团就无法确保国家机密不被泄露。同时,因为案件具有涉外因素,使用本地居民作为陪审员也并不妥当。再者,从世界范围看,没有陪审团并不等于不公平审理,因为三名法官组织的审判庭,也能做到公平审理和确保被告的权利。','https://www.guancha.cn/guminkang/2020_07_08_556730.shtml','香港,香港国安法'),(38,'孙皓晖:疯狂的非理性对抗,被欧美资本主义复活了','孙皓晖','2020-07-08 08:21:40','在国家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是理性竞争。原始社会时期的生存常态,是人口群落之间的非理性对抗。纷繁无以计数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人群,都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相互争夺既定资源——土地财富与人口,战争与杀戮弥漫着全球人类居住的区域。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渐渐成长的世界各个民族,不约而同地先后创造了自己的国家,以国家形式的强力结构为历史平台,开始了人类理性竞争的历史。理性竞争的历史内涵,是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共同认可的那些最基本价值观,及最基本的利益与财产交换法则(等价交换原则),自觉尊重他国法律的政治原则等等。世界国家群之间的贸易活动,所以能跨越时代而长期存在,就是以理性竞争的长期存在为基础的。在理性竞争时代,强盗国家或强盗团体,是短暂的逆流现象,是不为世界文明国家所认可的。虽然,理性竞争也有残酷的一面,更有战争的一面。但无论如何,都是在某种共同价值观与某种共同精神的旗帜下,在正向价值观的轴心作用下,以文明上升的历史正向逻辑向前发展的。中国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西方的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都是世界文明历史上著名的理性竞争大时代。但是,国家时代又是具有极度复杂性的人类历史大时代。它不仅仅拥有理性竞争的辉煌时期,也曾经有过回流式的黑暗时代——非理性对抗时代。这种时期,会因为特定轴心势力以偏狭邪恶的价值观恶意发动冲突与战争,世界国家群会突兀生出一种不自觉的恶性的连锁下滑。总体上说,非理性对抗时期有两个最基本的历史前兆。自从人类产生了宗教团体而又为国家所容纳,宗教对国家时代的人类文明所起的作用,也具有善恶难分的复杂性。最大的恶性作用,就是一旦某些特定国家群出现了极为偏执的极端化宗教精神,将一切教外信仰都看做应该诛灭的“异端”。当此前兆时期,偏执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非理性国家行为,疯狂地对其余国家发动异教灭绝战争,以残酷的战争杀戮进行种族灭绝行动,进而将世界国家群拖进非战争无以生存的非理性对抗境地。当世界国家群的力量对比结构突然被打破平衡,特定地域国家的生产力出现历史性突破,从而出现一个或一批超级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实力对世界国家群突然有了时代性差距的巨大优势。当此之时,这些具有时代差距优势的国家意识,再若以极端宗教的剪除异端理念为国家认知基础,其霸权欲望必将被强烈激发起来,迅速地畸形突变为疯狂的非理性国家行为——向全世界发动战争,将全世界人口变为自己的奴隶,将全世界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上述两种历史预兆,都曾经变成了残酷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势力在欧洲膨胀的极端化偏执化时期,所激发的世界性宗教战争——历史200年左右的以“十字军东征”为核心风暴的世界各文明形态的非理性对抗。后者,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发生后,紧接着发生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探险家”们“发现”的大量的辽阔的有原住民居住但却没有创造出国家平台的地区,统统认定为“无主”土地;对非洲的半原始社会形态的软弱,认定为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的源头;对亚洲这种处于古典文明暮色的落后国家,则认定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地区。在这种独霸世界利益的极端化认知中,这一时期酝酿产生了历时100余年的邪恶的资本主义原罪战争——对全世界展开的殖民主义战争。当时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群,占世界国家的绝大部分。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沦陷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直到当代社会,这些强盗国家的罪恶痕迹,还遍及世界斑斑可寻。就历史实践而言,非理性对抗,是人类文明价值观最为混乱失序的历史时期,是最为黑暗的强盗逻辑为主流的历史时期。世界国家群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只能被迫放弃理性竞争的国家关系原则,放弃一切和平生存的正向价值观,而被迫进入战争决定一切的对抗时期。最基本的原因是,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主动国家——发动非理性对抗的偏执疯狂的国家群,首先主动抛弃了所有的正向价值观,只以荒诞杀戮的强盗征服逻辑,发动种种形式的战争。作为文明国家群,则只有浴血奋争,只有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强力对抗中争取生存权利。无论对抗一方的本质及立场如何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一旦陷入这样的非理性对抗的黑洞,就只有用对方听得懂的强力对抗方式,表达自己的国家意志,浴血奋战抗争到底。此时的世界文明,已经沦落为“战争胜败决定一切”的底线状态,任何正义的诉求,都得等到你先胜利了再说;无论如何,对抗的当时没有讲理的地方。这就是强盗逻辑为主流的非理性对抗时期。在世界文明发展到古典国家文明的晚期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本来是人类世界的福音。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正向逻辑的历史声音,是资本主义土壤的文明良知。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罪恶,主张发动劳动阶级革命,主张建立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若能如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反思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罪恶那样,同样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非理性罪恶基因,从而改弦更张,走上一条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建设性道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则功莫大焉。历史的悲剧在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是资本群落的社会实体——一个由资本家群聚结成的资本家阶级的活体利益攫取链。资本的无限逐利本质,决定了资本家阶级的无限度攫取利益的本质;按照它们的意志所创造的国家,是它们单向度向世界进行无休止的利益攫取的历史平台;无成本的公开抢劫,成本极小而利益极大的殖民地战争,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道。共利共赢的事情,人人平等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基于如此这般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决然宣布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公敌。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实践,已经有400余年的时段了。其最为深刻的破坏性在于,它反反复复地毁灭着人类自古典文明时期就努力培育且有蓬勃发展趋势的良性竞争的生存形态;它自觉地放弃了作为文明领先国家的人类文明责任,自觉放弃了对融合交流与共赢发展的历史诉求,而自觉地畸形地发展出一种诉诸各种分歧,又力图以暴力消灭一切分歧的国家理念。辽阔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后,美欧资本主义世界一时狂欢庆贺,认定这次胜利是“历史的终结”。当此时期,以欧美为轴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群,已经丧失了国家文明应有的理性精神,在没有丝毫新精神与新思想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继续徜徉在唯我独尊的霸权道路上,自以为又可以回到殖民主义时代大割一茬世界韭菜了。一场世界瘟疫,不期然变成了资本主义文明衰落的显示剂。于是,疯狂的非理性对抗,倏忽之间复活了。','https://www.guancha.cn/SunZuoZuo/2020_07_08_556745.shtml','大秦帝国,孙皓晖,中美关系'),(39,'石豪:修改航天政策,能否撑起日本的太空野心?','石豪','2020-07-08 07:49:50','【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石豪】2020年6月30日,日本政府在5年后再次修改了《宇宙基本计划》——一份关乎日本航天工业发展的基本政策。据美联社报道,新修订的《宇宙基本计划》要通过引入私人资本的方式,到本世纪30年代初将日本航天产业规模从目前的1.2万亿日元翻一番,堪称最大看点。尽管日本的这个举动并没有在我国国内引发更多关注,但笔者认为此事大有文章,我们不妨深入来看。在新版《宇宙基本计划》的序言中,日本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航天活动在国家安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性。日本认识到,航天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可以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另一方面,美国等国已经将外太空视为“作战空间”,太空安全需求尤为迫切;小卫星、微小卫星星座正在成为航天领域的“规则改变者”,而日本在相关领域已经落后。日本认为其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自主航天”受到挑战,必须增强自身的科技和工业基础。序言特别强调了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冲击,将新冠肺炎视为战后最严重的社会经济挑战之一。在应对新冠的工作中,空间系统提供的定位、授时、遥感、通信等服务确实为日本的社会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对日本航天工业的基础造成了很大冲击,大量日本航天产业链上的本土企业和创业企业倒闭。总的来看,日本新《宇宙基本计划》包含两个目标、四个基本立场、五个具体方向。新《计划》的两个目标是为多领域国家利益服务;巩固日本航天发展的综合基础。四个基本立场包括坚持目标导向的政府-私人合作;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积极性;高效利用资本和人力资源;坚持与“盟国”、“盟友”的战略合作。而五个具体方向主要有:①确保空间安全;②提高灾害管理和恢复能力,应对全球挑战;③通过太空探索获取新知识;④以航天驱动经济增长和创新;⑤加强工业和科技基础以支持航天活动。对每一个方向,都有多个具体航天项目提供支撑。在私人资本大举进军政府主导航天项目的今天,日本也希望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实现产业规模翻倍,在十年后达到2.4万亿日元以上水平。因此,新《计划》中除了明确提及调动私人资本积极性外,更大量贯穿了对私人资本涉足领域的建议,尤其是日本首个政府卫星数据平台“Tellus”和扩大政府项目对私营公司产品的采购等方面。但与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同样面临“航天如何使私人投资盈利”的重大挑战,私人资本的参与,是否能够将总盘子做大,并且获得自我造血能力,不再完全依赖政府购买服务等“输血”行为,值得继续关注。毕竟,政府引入私人资本,也有为财政“减负”的考虑。但富家翁的钱终归是不好赚的,看不到明确收益,纵然是财力雄厚的日本私人财团,也很难真心实意地拿出真金白银。日本航天在此轮资本引入中的操作和得失,同样值得其他国家跟踪研究。长期以来,日本与美国的关系都十分紧密,日本航天也在与美国的合作中受益良多。无论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长期深度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民用卫星任务,还是日本航天制造商部分融入美国航天的产业链条,日本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程度技术和工程经验积累。当然,日本自研的航天器也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失误,比如2016年的“瞳”号X射线天文观测卫星就因为控制程序失误导致卫星高速自旋解体。看起来,科技基础强大的日本也并没有把美国先进的研制经验完全学到手。','https://www.guancha.cn/ShiHao/2020_07_08_556738.shtml','日本航天'),(40,'穆斯塔法•海德尔•赛义德:美国还想遏制中国,但手里的武器不多了','穆斯塔法·海德尔·赛义德','2020-07-08 08:00:25','【文/穆斯塔法•海德尔•赛义德译/观察者网凯莉】自1997年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以来,香港一直为世界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领先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表示,香港是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方。香港已经成为西方进入亚洲和中国内地的门户。近期有关“港区国安法”的争议,并非关乎人权或法治,而是关乎大国竞争,关乎对崛起之中国的遏制。新冠肺炎大流行席卷也卷来了大国竞争的拐点。在2011年发表于《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希拉里•克林顿宣布了美国“重返亚洲”(PivottoAsia)的政策,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提到了遏制中国。这一政策以近乎疯狂的节奏加快步伐。在接受一家广受欢迎的华语新闻网站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就上门寻求对抗了,对中国极力施压、步步紧逼,因为当下力量平衡还对美国有利。”米尔斯海默指的是华盛顿建制派的想法,他们做出了战略决策,要“脱下手套”(takeitsglovesoff,意指:毫不留情)来对抗、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华盛顿方面紧盯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并针对它们采取行动,不能单纯归因于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这最多是影响因素之一。这和中美贸易战以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无关。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于今年早些时候1月15日签署。华盛顿建制派已决定动用其所有的国策和影响力来瓦解中国共产党。他们看待中国共产党,如同在第一次冷战期间看待苏联一样。法里德•扎卡利亚在为《外交事务》写的文章《新的恐华症》(TheNewChinaScare)中恰如其分地说:“鹰派战略不言而喻的核心是,遏制中国将加速其政权崩溃,就像当年苏联解体一样。当华盛顿方面极端两极分化时,在政治精英和五角大楼之间的两党共识已经得到巩固,他们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中国共产党,而且这一威胁挑战了当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及各自的党团会议、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及其相关安全机构,还有美国主流媒体。白宫作为一个机构是华盛顿体制的一部分,然而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不一定被当作其中一部分。为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美国在眼下和未来都会持续使用以下手段:(1)把金融工具武器化(2)用媒体在国际上妖魔化中国共产党(3)人权和法治(4)中国在领土、宗教/民族方面的断层线。2014年6月2日,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美国财政部共同举办题为“财政部在国家安全中角色的演变”的研讨会,时任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发表了重主旨演讲。他表示:“金融武器化为美国提供了全新的战场,使美国能够让美军在不陷入危险境地或不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下,打击那些希望伤害美国的人。”美国利用武器化的金融手段,通过制裁那些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国家和/或实体,剥夺它们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生存空间,从而撬动地缘政治利益。就像伊朗、委内瑞拉、朝鲜等国家一样,华为也是这一战略的打击对象。美国领先的技术与创新一直是它投射软实力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苹果等公司就体现了美国的独创性。华为迅速攀升至仅次于苹果的世界第二大科技公司挑战了美国二战以来的现状,而像苹果这样的美国公司可能不再成为世界第一。华为在5G领域的领导地位似乎成了迷你版全球化2.0,这将影响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全球多个层面的形象。我预计,美国对华为的突袭只是冰山一角,其它实力雄厚且具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大型企业会是下一个目标。美国终究是希望放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抹杀中国无法匹敌的GDP。美国已经打磨出炉火纯青的技巧,通过强大协调且具战略性的信息战塑造对手的负面印象。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及其媒体开始散播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认为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正是基于这个前提,美国入侵了伊拉克。曾被派往伊拉克调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任查尔斯•道尔夫在2005年最后一份报告中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已经走到最可行的地步了”,意思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在我看来,如今我们看到同样的信息战,但这次是针对的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试图妖魔化中国,把它粉刷成一个非法的流氓国家。','https://www.guancha.cn/MustafaHyderSayed/2020_07_08_556740.shtml','中美关系,中国崛起,重返亚洲,舆论战,信息战'),(41,'饭统戴老板:激荡40年——一种高考,四次创新','饭统戴老板','2020-07-08 08:08:16','【文/李墨天】2003年6月7日,全国613万名高三学生参加了高考。除了必备的文具和准考证,考生们还需要携带一张“健康证”,才能进入考场。那年的高考被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赋予了一层特殊意义。绝大多数人在3月甚至4月,才意识到SARS的严重性,学生们的生活也从那时起改变:一些学校整个4月都在关闭状态,直到5月,教育部决定:高考照常从7月7日调整到6月7日进行。此前很多年,高考一直是7月7日开始。种种偶然共同造就了那场独特的高考,很多考生印象深刻的是数学“车祸”,往常看一眼就能得出答案的选择题,一些考生算了五分钟都没有结果。据说很多学生还没等考试结束,就选择交卷放弃。在中国,高考从来不是一场普通的考试,而是一次政府的管理能力与社会的组织能力的大型演练,从学生、老师、学校,到教育部门、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每个城市的每一个部门,都在48小时里严阵以待。同样,高考的意义和影响也绝非“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这十四个字能够概括。在国人眼里,它是改变命运的途径、是跨越阶层的通道、是出人头地的门环。时至今日,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寄托。17年后,新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高考又一次回到中国炎热的七月,无论发生多少故事,它都会和17年前一样,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1952年,全国首次实行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江西吉安的考点设在白鹭洲中学,也就是文天祥就读过的白鹭洲书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十七岁的欧阳自远用扁担挑着文具和生活用品,从永新县徒步94公里走到吉安,颇有古时秀才赶考的意味——那也是今天的“嫦娥之父”第一次离开家乡。彼时,赶考“交头卷”的习俗还没有被人们忘记,几门科目考下来,欧阳自远两次交了头卷,顺利考取北京地质学院。之后的几十年,沧海桑田,欧阳自远一路奔跑,成为中国航天领域的知名人物。在欧阳自远求学那段时间,新生的高考历经波折。随后十年动荡期间,教育工作几近停摆,高考自然难以独善其身。1966年6月,政府发布通知,规定大学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考出现重大调整。随后十年,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遵循“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十六字方针,这其中,“领导批准”自然是最硬的指标。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恢复职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教育。主持工作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就牵头召开了一场“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邀请的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其中就包括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查全性,他的著作《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堪称电化学的圣经,被无数学生跪啃。座谈会上,总设计师委婉地批评了一些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差,提出计划从1978年起恢复高考。感同身受的查全性率先解放思想,把当时的招生制度痛批了一番,随后谏言称,“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一句“不要拖到明年”结结实实地打动了邓小平,总设计师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后来,教育部的官员们发现印试卷的纸居然不够用,索性紧急抽调了印刷领袖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赶在考试前把高考试卷印了出来。由于时间实在紧迫,考试被硬生生拖到了12月,成了新中国唯一一次冬天举办的高考。十年的停摆也创造了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报考人数570万,录取考生27.3万,录取率只有可怜的4.7%——史上最低。但对于那些曾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无异于天降甘霖。被时代辜负的这一代人,终究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补偿:1977到1979年参加高考的近百万学生,后来被称作“新三届”,他们大多有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在参加高考、学成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如今的各行各业,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也正是这个时期,高考被正式赋予“改变命运”的角色。1984年,这批改变了命运的大学生们,在国庆阅兵时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同一年的秋天,一大批年轻学者齐聚莫干山,在山间竹林里思考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赶上西方?这批学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都参加过1977年高考,包括后来的财政部长楼继伟、银保监会主席及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经济学家周其仁。后来,他们中有人参与了国企改制、有人组建了最顶级的国家智库、有人主导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的创办。而在当时,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学者们都不会预见到中国未来的腾飞,更不用说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从那时起,高考开始承载中国新一代青年们的希望,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日常生活,依然被那一年的高考深刻影响着。1977年,从动荡到新生,高考的重启,是制度的创新。','https://www.guancha.cn/FanTongDaiLaoBan/2020_07_08_556742.shtml','高考,新冠疫情,改革,历史'),(42,'孙太一:美国为何此时对留学生下重手?','孙太一','2020-07-07 15:14:2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孙太一】当地时间7月6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公布了今年秋天针对网络授课的规定,令在美的各国留学生一片哗然。根据规定,如果相关留学生此刻在美国境外将拿不到签证,即使已经有未过期的签证也将过不了海关,无法抵达美国境内。而在美国境内的留学生,如果所在的学校准备将课程全部移至网上,则相关学生必须出境或转学到有线下授课的学校学习,以保留合法身份。仍然准备线下教学的学校的留学生,最多不能修超过一门三个学分的网课。而采取混合教学模式的学校的留学生,则可以修超过三个学分一个课时的课,不过学校必须办理相关资质手续以确认。这一系列针对留学生的组合拳让很多人猝不及防。照理说,留学生是刺激美国经济的一个群体,他们支付学费又有吃喝开销,为所在学校和当地消费做出巨大贡献。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仅2018年一年,国际学生就为美国的经济贡献了450亿美元。别看虽然仅仅占GDP总量的0.2%,但这些钱可能维系着相当多基层社区的繁荣。特朗普自己口口声声要缩小贸易逆差,有这么一群人带着钱来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为什么反倒要对他们下手呢?说到底,这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特朗普在乎钱,但在乎钱的根本是在乎自己个人的成败得失。这与特朗普要打贸易战是同样的逻辑:增加贸易壁垒对美国总体经济是不利的,因为在利益从消费者转移到一小部分被保护的生产者的过程中,会出现无谓损失(deadweightloss)。但特朗普在乎的不是美国总体的经济,而是“铁锈地带”的摇摆州能否将票投给自己,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用贸易壁垒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哪怕牺牲整个美国经济的利益——换来这些人的支持,是特朗普2016年竞选成功的重要策略。现在2020年来了,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手法又回来了。国际学生能带来经济利益不假,但特朗普要的是选票。2016年的成功经验给特朗普的启示是,不要去奢求什么民主党选民甚至中间选民能将票投给自己,取胜的关键是激活自己的基本盘,让足够多的“自己人”出来投票要比“转化对方阵营的人到自己这里来”更为现实、有效。那么当下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激活自己的基本盘呢?一是继续通过排外,打出“文化正当性”的牌,二是通过促进复工,打出“经济正当性”的牌,最终得以实现选举人票足够的“政治与制度正当性”。对国际学生下手很好地让特朗普融合了这三张牌,可谓一石三鸟。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有着明显的排外、反移民的信号——针对的是在美的外国人,本国的学生无需有任何的担忧。特朗普的基本盘里有相当一部分人仇外,他们认为在美国的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夺取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各种机会。这部分仇外的人自然乐见外国人被从美国赶走。其次,对于“经济正当性”来说,时下最重要的是复工复产,从而能重振经济——否则2020大选年各种重要经济指标一落千丈对特朗普的选情十分不利。而学校恢复线下教学不仅是重要的生活回归正轨的信号,而且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一般而言,学校不复课对其他产业复工的阻碍最直接的影响是,学生们老待在家里,有些父母就觉得没法去上班。当然,大学和中小学在这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学校管理者们所做的决定会互相影响,这使得大学集体线上授课会给人“不安全”的印象,从而使中小学决策者也不敢擅自全面回归线下。值得指出的是,此次声明针对的主体其实并非是一个个国际学生,而是他们所在的学校。也就是说,只要学校恢复线下教学(哪怕是混合式的),学校里包括国际学生在内的个体的弹性空间依然很大;但如果学校决定将课程改为网课,那即使有的国际学生想修线下课程也无能为力,必须立刻出境或转校。所以,真正的效果与其说是给国际学生产生压力,不如说是直接对各学校开炮:如果你们不听我特朗普政府的迅速复工回归正轨,你们休想获得这些国际学生在财务上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所以说白了,这是通过国际学生这个群体在倒逼各学校的领导层听话。','https://www.guancha.cn/suntaiyi/2020_07_07_556648.shtml','留学生'),(43,'南风窗:股市大涨,这波能牛多久','南风窗','2020-07-08 07:36:41','【文/胡万程】“子弹已打光,干就完了。”股民老王告诉南风窗记者,六月底他就把所有流动资金投入股市了。仅上周一周,券商和免税概念股给他带来了四万多元的收益。“这波势头让我想起了2015年的牛市。”老王说。嗅出“牛”味的远不止老王一人,尤其是连着5个交易日大涨的A股行情,赚钱效应开始显现。伴随着各大券商研报的“煽风点火”,六月以来,“牛市”这一关键词的微信指数节节飙升,一月不到涨了二十多倍。就在素有“翻身”传统的七月,开门的三根阳线,如同打在蓄水大坝上的三颗炮弹,使酝酿已久的资金情绪一泄如注。老股民返场,新股民进场,A股交易量连续三日突破万亿。7月6日,市场更是走出了“疯牛”的气魄。人们还在担心未来能否冲破3300关卡之时,沪指一日之间攻下3200点,踏上3300点。大盘收涨近5.71%,创5年最大单日涨幅。简单计算一下,A股总市值昨天一天涨了3.4万亿,1.6亿股民人均挣了2万多块。亢奋的情绪、充沛的资金、进击的行情,种种现象都在指向一件事——久违的牛市,似乎真的来了。应该有人还摸不着头脑,疫情都还没结束,经济也还在恢复中,怎么就突然要牛市了?这些人心中,一般都或多或少有着“股票是经济的晴雨表”的概念。但如果以近十年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表现来看,两者其实并无直接关系。2010年~2019年,中国经济年均成长率超过8%,但上证指数十年“零涨幅”。从现实层面看,经济好坏并非股市上涨的充分条件。反而是这句话得到了行业的高认可度:资本市场短期看情绪,中期看利率,长期看企业利润。牛市的启动伴随着充沛的资金入场,尤其是第一波起势,往往都是市场情绪到了。投资者对股市赚到钱有信心,愿意把钱投入二级市场,行情获得了资金层面的直接动力。放到今年来看,理财产品利率的持续走低,“房住不炒”政策的稳固执行,为资金涌入股市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新《证券法》出台的一系列“强化发行人信息披露”、“加强投资者保护”相关政策,也提振了股民的信心。此外,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国家为银行降负债成本,也造成了企业闲置资金入市,钱的问题解决了,要看货怎么样了。每个人都会在商场购物,股市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商场,不过里面的商品是股票罢了。股票交易最朴素的原则和购物是一样的,买物美价廉的,也就是巴菲特口中的“安全边际原则”。所谓安全边际原则,可以理解为,用相对于实际价值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入好股票。举个例子,用5毛钱买价值为1块的股票,就等于5折购买了股票。之所以市场上存在价值1块的股票标价5毛的原因在于,这只股票被低估了。因为有5折的空间,那这个安全边际就是很大的,未来价格回归,盈利的可能性就很大。带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去看A股的估值如何,能否有机会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市盈率是股票估值最常运用的指标之一,它简单明了告诉投资者在假定公司利润不变的情况下,以交易价格买入,投资股票靠利润回报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回本。从历史数据来看,2010年以来,A股市场出现过3次大底。三次底部的A股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1.83倍、17.5倍和14.34倍。而今年以来,全部A股的动态市盈率长期在15~17倍之间震荡,低于18倍的历史平均水平。3月份,11.64倍的上证指数市盈率甚至为历史极限低估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A股的基本面实际上已达成了冲“牛”的条件,只待情绪和资金的到位。估值处于历史底部的中国股市,是行情不骤停,保持牛市姿态的有力支撑。','https://www.guancha.cn/NanFengChuang/2020_07_08_556735.shtml','股市 ,牛市,指数,市场'),(44,'王家范:复杂的历史, 需要复杂的头脑','王家范','2020-07-08 07:24:28','【文/王家范】一先申明一下,“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纯粹是个人触景生情的一种感慨。别的不说,近几年就是读专业方向的东西,困惑也不少。先从一个老话题逐渐说开去。如果对史学有兴趣的,可能知道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发明了一个模仿自然科学样式的历史学新名词,叫做“黄宗羲定律”,2001年提出,2003年惊动温总理,走进中南海。这一新名词因此名噪天下,窜红网络。在古代中国政府的观念里,地与人,从源头和根本而论,都是属于国家的。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只有皇帝才是全部人力、物力资源的最高“法人代表”。“有田即有税,有身即有役”,是“祖宗之法”,不必与百姓商量。现在的人已经不太熟悉了,那个时代的役要比农业税对民众的危害更大。宋代以后,派役经常“改革”为摊派收费。新费成立,旧役复辟。每次财税改革就是把历年积累难去、头绪过于繁杂的税外的役和费,统一合并到税里,简化成一种新的税制。不久,税外又有役、役外又有费,然后再合并……又重生……再合并。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对这种现象极度痛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黄之深刻洞见,打个形象一点的比喻,就像旧时江南人常说的“鬼打墙”。走进一条漆黑的长长弄堂,左转右拐,360度打转,怎么也走不出这条经常“闹鬼”的弄堂。实在是酒喝多了,人迷糊,酒在人的大脑里“闹鬼”。“学问当于不疑处有疑”,这是学者应该有的追求。从秦晖提出“黄宗羲定律”以后,到处有人借此说事,却没有听到不同声音。这一现象现在被突破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杜恂诚在题为《黄宗羲定律是否能够成立》的文章中质疑道:农民的税负怎么可能代代积累,节节攀升,不断成倍上涨?这是经不起经济学分析检验的。因为纳税人(地主和自耕农)的总收入是一定的,生产成本、最低生活费用也是一定的,税负只可能在一定的幅度内变动,税负如超过临界的最高点(有曲线图,略),纳税人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过度的征收实际就会变得无效。还有一点,杜教授没有充分发挥,却是经济学家的思维特长,指出上述公式里没有考虑经济上升、收入增加以及物价、货币变动的多项因素,只见到数据简单的“累加”。举例来说,明代的松江府,南宋时为华亭县,至元立府,再到明初,约200余年间,同一地区田赋总额变动情况是:假设南宋前期的总额为100%,南宋末增长到376%,元代增长到712%,明洪武年间猛增到1068%,已经是南宋前期的10倍有余,好像很“恐怖”。这里至少必须考虑200年间亩产的增长、田地的开垦、产权的变动以及其他经济收支的变动(包括副业、粮价乃至货币折兑对收支的影响)。杜教授给明清史专家出了一个好题目。打个现实的比方。1981年,谢国桢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那是先生毕生收藏阅读的史料摘抄,明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者早期受惠于此非浅,理应誉推与傅衣凌先生同为江南研究的先驱者,上中下三册加起来才4元5角8分。2004年再版,变成上下两册,43元,也将近涨了10倍。但考虑到这些年大学教师工资的迅速增长、其他物价与基本生活指数上升的幅度,这个数字的“恐怖”感觉可以减轻许多。我相信,三四百元一套书,假如真有用,今天的青年教师买它不至于手发抖。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心理的感觉也很复杂。有享受的快乐,也必有生活的忧愁。假如青年教师要结婚买房,想到1平米就得一、二万,晚上就睡不好觉,得积攒多少年的工资才买得下100~200平米的婚房?为什么非得100平米以上,我这个老人看不懂,据说是消费时尚,宁愿当“房奴”。岂知正是这种“时尚”使房价涨得比“黄宗羲定律”还厉害十倍。同样,在明清江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少,可以自由兼业经营,勤俭即能自救,但农民最苦的是切身关键的税重、役多、费多,后二者无边无涯,觉得没有出头的日子。叫苦连天的,不只是农民,也包括需要纳税、服役的地主(有政治身份的则享受优免权)。我们往往只是感觉黄宗羲定律“恐怖”,却忘了往深里追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挥之不去的“定律”?中央政府不是不知道,地方政府更是感到财政压力太大。到江南地区做县官的,三年、六年考绩,很少有合格的,平调出去算是好的了。当时的不少牢骚还留在许多明清文集、政书里,随处可见。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能一去了之?这就回到其时他们身处的政治制度上来了。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创建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发展到明代就已经非常周密了。这样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大国,世界独一无二(费正清语),单单把它管住,不出乱子,就非常的不容易。古代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地方出毛病,就整治什么病,小病小治,大病大治。越修补,机构越多;越修补,事项越繁琐,层层叠叠,管头管脚。如果系统做个统计,可以发现赋税数与官吏数(含军队官兵)增长的曲线几乎是重叠的。到万历年间,出现了像吕坤所说的,“今天下无一事不设衙门,无一衙门不设官,而政事日堕,民生日困”。用现在的观念来释读,意思就是官僚机构设置太多,事务文牍繁冗,制度成本费用居高不下,行政效率却日益降低。由于财税负担太重,民生越发地显得艰困。制度成本高,即意味着财政费用必然高昂。从唐安史之乱起,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至南宋终告完成,江南成为国家的财赋重地,这不是个人意志能改变得了的。明初建文帝受身边幕僚的影响,试图改变“祖宗之法”,减轻江南重赋,后因被永乐皇帝打倒,此事黄了。宣德后屡有改革,但役、费所增往往不抵所减(增减幅度视户、田情况有所不同,此即所谓“均田均役”)。因此,赋役繁重的社会反应强烈,在这个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果,“鬼打墙”的现象发生了。赋役重,当地逃避、拖欠、偷漏的现象就严重,“刁民劣绅”花招百出,与官府玩“躲猫猫”,地方也向中央叫苦,闹讨价还价。双方妥协的结果,不成文,一般默许地方完成70%~80%就可以混过(这也是“黄宗羲定律”不那么“恐怖”的另一个背景,各方利益博弈导致收税效率低下)。然而,中央财政部门总是叫“国库空虚”,催促频频,皇帝也不断下诏要求对县级政府严加审察(于是产生一批管官的官,官僚更多)。在古代,县级政府是责成赋税落实的最后一级行政机构,县官动辄为此丢掉纱帽。为了尽力把赋税的征收落实到每块田地、每户人家,县政府除有限的正式编制外,不得不增派编外人员(从县里辅助书吏、衙门差役到乡以下的粮、里、甲、圩长),让他们帮县政府收税办事,规模十分庞大。《吴江县志》对自明到清的徭役叙述较细,据此统计,明代吴江县的编外“准公务人员”名目有29种,共13716人,还有“其他”给县以外派出的,总计不少于17000人。现在媒体上常说中国古代县政府机构非常精简,这说明它不明历史底细。为什么把这些人叫做“准公务人员”?因为这些人主要是替县政府完成赋税征收、交纳、运送任务的,还要兼管地方治安、道德教化和水利修浚,名义上都叫“役”,没有正式行政经费,是义务为县府“打工”。但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费用,特别是赋税交纳和运送,各种正常、非正常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洪武皇帝最初的想法,是必须由田地较多的富户担任。富户有义务为国家多做贡献,也有能力义务作贡献。这是理想主义。天下哪有白干活、光赔钱的?开初执行严厉,还有些政治上优待条件,即使如此,违规的人还屡屡发现,洪武皇帝是一概杀无赦(见《明大诰》)。实际上,一开始这些费用就有向下摊派的通融做法,我出人出力,你出费用补贴,民间自发产生这一潜规则。时间长了,风气变坏,这些管事人学会了下欺上骗,长钱加款,勒索中饱,无所不至。其中不少还慢慢变成由富户雇佣“社会闲杂”人员顶替,像是“专业户”,以此谋生。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地方政府想了许多办法,其中关键的就是把这种潜规则的摊派变为明的征收“役费”,收拢后由官府以“工食补贴”的名义雇佣,这就成了规则性的编外“准公务人员”。所以重赋,不只重在正式赋额,为完成田赋征收添加出来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费用,有些环节严重的,“费”竟然是“税”的12倍。这就由“重赋”生出了另一种负担,用现代经济制度学概念,叫做税收管理成本。税收管理成本之高,“一条鞭法”实则未予解决,直至民国政府也想不出特别好的解难招数。鉴于新论常常遗忘繁重赋役给江南生产者带来的再生产处境的艰困,此处特录成化、弘治间吴江“布衣”史鉴的一段文字,以醒时人:到这里,简略介绍了一些有关“黄宗羲定律”实际执行中的情况。尽管执行有折扣,对付有办法,沉重的赋役压在江南民众身上犹如一座大山,这是很清楚的。还有什么困惑?有。','https://www.guancha.cn/WangJiaFan/2020_07_08_556734.shtml','缅怀,明清,江南,区域,经济'),(45,'鄱阳湖战洪记','来源:新华社','2020-07-13 09:35:49','红色预警I级响应鄱阳湖十几座圩堤漫决汛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危急关头他们挺身而出战洪魔生死时速他们乘风破浪护安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的硬仗记者:刘彬余刚彭菁郭杰文编辑:刘畅新华社音视频部制作','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7_13_557355.shtml','防汛救灾'),(52,'王冠:一些美国同学甚至分不清台湾和泰国','王冠','2020-07-15 08:36:37','谢谢主持人,很荣幸参加今天的论坛。过去十多年,我在华盛顿和北京两地近距离观察和报道了中美关系。我认为中美目前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双方许多民众对对方社会的了解过于简单化。这很危险,因为这将使他们容易被操纵和控制,被一些政客的反复无常和权宜之计所蛊惑,被一些人不断鼓吹中美必须对抗的言论所煽动。而在塑造民众认知过程中,媒体、评论员和意见领袖“功不可没”。例子有很多,美国人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便是其中之一。2017年,我聆听了美国亚洲协会举办的一场学术研讨会。台上的嘉宾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和他当年在纽约大学的恩师杰罗姆-科恩教授。两人谈到两岸关系时,科恩教授给马英九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前段时间在学校开了一门东亚安全课,开课第一天问班里同学:“你们都知道关于台湾的哪些事情(WhatdoyouknowaboutTaiwan)?”一位美国同学迫不及待地回答道:“天啊,教授,我超爱吃泰餐!(Ohmygod,professor.IloveThaifood!)”。显然,这个同学把泰国和台湾两个英文前缀相同的地方搞混了。这其实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根据美国皮尤民调显示,76%的美国人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中国大陆没什么关系。他们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仔细研究过两岸关系历史。他们的信息很多时候来自美国媒体。我写书过程中所做的研究发现,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流媒体对两岸关系的报道可以概括为“两国叙事”,所谓的“红色中国”vs“自由中国”(redChinavsfreeChina);而80年代后期后至今,美国主流媒体对两岸关系的报道以“去中化”为暗线,演变为“威权中国”vs“民主台湾”(authoritarianChinavsdemocraticTaiwan)叙事。普通美国民众对台湾问题的无知为决策者把台湾问题当筹码对抗北京奠定了民意基础,而美国决策精英对台湾问题其实是心知肚明的。美国军舰目前以大约每月一次的频率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旅行法》和《台北法案》获得通过,这都挑战了北京的底线。而这些政策的另一个危害是:它印证和加深了中国国内一些保守人士对“美国死心塌地要遏制中国崛起”的刻板印象,这些国人呼吁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来捍卫核心国家利益。于是,这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美国媒体塑造对华民意,民意继而被决策层“绑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南海、一带一路、新疆反恐、中非关系等议题。但我们也要承认,美国记者同行对中国的一些报道是深入而有见地的,一些报道是有建设性的。中国人其实是能够接受建设性的意见的。此外,我们也要承认,中国民间对美国社会也有误解和刻板成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做到以下三点。时间关系,我简单说一下。首先,善待记者。我们在国际舆论场已经听到了很多西方驻华记者的抱怨。他们提出了很多关切,一些合理的关切需要被倾听也正在被倾听。但与此同时,西方舆论场上却很少听到对中国驻美记者遭遇的描述。作为一个前驻美记者我想简单说两句。在美国的这些年,我们中国大陆记者一直被美方签发单次入境签证,也就是说每次离开美国就要重新申请签证,手续繁杂。假使我们想去巴哈马或其他加勒比地区度个假也要重新申请美签。有一次我被迫放弃了前往关塔那摩监狱的报道计划,因为那里是古巴领土,我们被告知没有美国使领馆可以给我们签发返美签证。前不久,许多中国媒体记者被要求离开美国,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一些人拖家带口,需要在几周内卖掉自己的车,缴纳很高的房租违约金,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带走。即使现在留在华盛顿的记者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美方威胁对中国记者签证每三个月审批一次。他们的随任家属怎么办呢?一些人的小孩刚刚在当地安排入学,难道每三个月就要面临和父母可能分开的情况?就像西方驻华记者的关切应该被倾听一样,许多中国驻美记者的关切也应该得到重视。其次,记者和意见领袖应避免“妖魔化对方”的惯性和冲动。过去怎么报现在继续怎么报、过去如何迎合民意现在继续迎合。这样的惯性使然固然很“方便”,但它无助于两国民众对对方形成真实的认知。没错,双方都有国内的现实,都有固有的激励和反馈机制,都有以偏概全讲故事的惯性思维,但作为记者、编辑、评论员、意见领袖,我们应竭尽所能,拓展报道的维度。此外,我们还应该增强1.5轨和2.0轨对话。创造机会让双方民间人士、记者、意见领袖多多互动,让他们在交流过程中倾听彼此的故事,建立个人关系。最后,两国应该在双边关系中建立一个“停火区”(a“de-militarizedzone”ofChina-USengagement),包括文化交流、教育交流和记者交流都应被囊括在内。的确,缺乏对彼此了解的民意容易被“中美必须脱钩”的言论所蛊惑,但深入了解彼此后的民意可以推动打造一个富有建设性、着眼未来的中美关系。谢谢!','https://www.guancha.cn/wangguan/2020_07_15_557627.shtml','中美关系,中美对话'),(53,'王若愚:“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反对派初选有了新变化','王若愚','2020-07-15 07:24:45','【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若愚】7月11日、12日,香港反对派组织五区“民主35+初选”,目的在于测试反对派候选人的“民意支持率”,随之进行内部协调,调整参加9月份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目标是赢得立法会全部70个席位中的半数以上席位、全面控制立法会,进而通过瘫痪特区政府运作来施压,图谋实现“五大诉求”、“真普选”等政治意图。这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反对派首次组织初选活动。围绕初选活动是否违法,反对派与特区政府、建制派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乃至在反对派内部也出现了内讧。虽然反对派的举动愈加谨慎,但他们在选举上的图谋是坚定不移的。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已进入前哨战,维护特区管治权正面临着“体制内夺权”的严峻挑战。香港立法会选举区分功能组别、地区直选两大类。地区直选全港分为5大选区,每个选区均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以最大余额法的黑尔数额(Harequota)点票。也就是说,选民无论投票给政党的哪一个候选人,最后都计入这个政党的得票;各参选政党根据在选区所获得的选票比例而分享该选区的议席。这种选举制度,对建制派和反对派的选举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香港地区直选中,反对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基本稳定在4:6,得票数相对固定。如果能够搞好内部协调,就可以让各个参选政党获得最合适的票数、实现当选人数的最大化;如果内部协调不畅,也会出现高票落选的情况。由于当选立法会议员将带来丰厚的收入和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无论是建制派还是反对派,这种内部协调都是很艰难的。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曾有政治人物爆料,反对派第一大党民主党竟然曾去廉政公署举报反对派第二大党公民党贪污。“人民力量”候选人谭得志,两次参加选举,都有反对派候选人与他撞车、分票,导致他均以高票落选。为加强内部协调,反对派“军师”戴耀廷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推出“雷动计划”。选前,他们通过“雷动声呐”收集选民投票意向,据此作出候选人胜算分析。在选举前1天,新民主同盟关永业、公民党陈琬琛、民协何启明等候选人纷纷宣布弃选,呼吁其支持者转而投票予其他反对派候选人,这就打乱了建制派的应对准备。选举时,他们在分析掌握候选人得票情况后,指示专门预留的“策略选民”集中投向某一位或几位最有胜算的反对派候选人。但首次操作的“雷动计划”,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无法精准掌握实时投票情况,让善于“叫惨”的候选人胜出。比如,在“超级区议员”选区为民主党邝俊宇告急,最终邝俊宇却以最高票当选,几乎踢走党友涂谨申;在港岛选区,罗冠聪一度高喊选情危及,但却高票当选,反而被认定为“稳定”的公民党陈淑庄差点落选。同时,被列为“最后关头分票”的反对派老人李卓人意外落选,连任立法会议员失败。2016年至今,在立法会议员补选、区议会选举等过程中,反对派多次调整选举策略。特别是戴耀廷针对2019年区议会选举提出“风云计划”,整合反对势力,通过“配票策略”,取得更多的议席。这次选举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得票比大致为4:6,但反对派及时调控投票指向,实现了对建制派候选人的精准打击,有的只是以区区数百票获胜。结果反对派议席占比从三成多跃升至八成,建制派方面连何君尧、刘国勋等立法会、区议会双料议员,以及多个区议会主席都落败。为赢得2020年立法会选举“35+”目标,戴耀廷提出了“雷动2.0计划”,总结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成功经验”,修补2016年“雷动计划”中存在的明显问题,进一步提高配票效率。与以往组织类似初选相比,这次初选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将初选与“民主公投”挂钩。以往反对派的初选,一般是通过内部协调的方式进行。2018年立法会补选时,反对派公开组织初选,但参与投票的人数只有2万余人,仅占选民总人数的2%。此次戴耀廷拿出2天时间组织初选,目标是动员投票人数达到各区选民人数10%,形成一次规模浩大的“民主公投”。这样就可以提高初选的认受性,为推出来的候选人涂上“民意”的光环,逼迫各反对派政党承认初选结果,支持率低的自动退出。7月11日晚,戴耀廷自称已有23万人投票,至12日晚“好大可能冲破50万”,将超额实现44万选民投票目标。但香港文汇报记者现场调查发现,票站实际投票人数并不多,且存在重复投票的可能性,因此数据造假的可能性较大。二是运用各种资源让初选更正规。此次初选,由戴耀廷与17个区议会主席共同举办,在全港共设立250个以上投票站,其中超过160个属区议员办事处,约40个属“黄店”借出的铺面,合共超过八成。投票站运作及电子投票程序,由“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钟庭耀负责。选民到投票站参加初选时,原本是要对照选民册核实身份的,但考虑到违法风险,改为填写简单的资料,而后扫描二维码进行投票。三是在外国网站众筹选举经费。反对派在英国著名众筹网站“gogetfunding”上,由“民主动力”出面,以“团结‘民主派’,议席过半,‘光复’议会,对抗‘暴政’”为主题,发起了众筹请愿,计划筹集350万港元,用于举办选举论坛、初选投票开支等等。为了符合选举法规的要求,还特意设置每人捐款不得多于1000港元的限制。这样一旦任务达成,就可以为反对派投入正式选举“节省”巨额经费。四是明确下一步目标。即在夺取立法会半数以上席位、获得控制权之后,将瘫痪立法会的运作,否决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等重要议案,以“揽炒”(同归于尽)的方式,逼迫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在“五大诉求”、“普选”等议题上作出让步。虽然立法会选举正式提名于7月18日才开始,但随着11日、12日反对派初选的举办,选举的前哨战已经正式开打,“雷动2.0”系统也全面投入运作,这为建制派的选情增加了很大的压力。','https://www.guancha.cn/wangruoyu/2020_07_15_557609.shtml','香港国安法,香港反对派,立法会'),(54,'卡韦·阿弗拉西亚比:伊朗和中国签署25年协议,是对美国的回击吗?','卡韦•阿弗拉西亚比','2020-07-15 08:04:31','【文/卡韦·阿弗拉西亚比译/观察者网由冠群】在最近几周,中国和伊朗一直在敲定一份合作协议的具体细节,这份协议可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该协议意味着两国将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继续合作并与美国脱钩。《亚洲时报》获得的协议草案显示,作为北京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将与伊朗签署一份为期长达25年的协议,中国将向伊朗的经济、安全和军事领域投资数百亿美元。这样一份协议对伊朗百病缠身的能源行业尤为重要,现在伊朗急需大量资金来振兴本国衰败的石油工业。油井、炼油设施和其它石油基础设施现在需要多达1500亿美元来进行现代化升级。目前,中伊两国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其谈判背景是唐纳德•特朗普仍希望通过施加最大强度的单边压力来扼杀伊朗经济并不断加剧中美竞争的紧张态势。如果协议最终获得伊朗伊斯兰议会批准,那么这份协议就是对特朗普当局的沉重一击,此前特朗普当局一直在不懈努力希望将伊朗经济隔绝在国际社会之外。不出所料,中国和伊朗谈判协议的消息一出,就引来西方国家的一片谴责之声。一些流亡海外的伊朗反对派人士已将这份协议称作是“卖国协议”,将其视为伊朗变成中国“卫星国”的明证。批评人士声称这份协议包含“垄断条款”,最有争议的部分是伊朗允许中国控制其在波斯湾里的一个岛屿。在外泄的各版本协议中,最有名的一版用波斯语和英语写成,外泄的目的明显是要削弱这份协议,在这份协议里有些条款被认为是中国损害了伊朗的利益。假如中国真的对伊朗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那北京很有可能会接管伊朗具有地缘战略价值的港口恰赫巴哈尔(Chahbahar),该港口是伊朗进入印度洋的出海口。目前,美国对伊制裁不包括此港口,这被看作是美国默许印度利用此港口(译注:目前印度是恰赫巴哈尔港的运营方)。在德黑兰看来,新德里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投入足够资金建设这个港口,而是和美国沆瀣一气对伊朗展开石油制裁。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国际准则和原则已被特朗普当局针对伊中两国的单边挑衅性政策侵蚀殆尽,伊朗与中国签署这份新协议表明两国都开始改变各自的战略考量。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伊朗和周边的巴基斯坦正缓慢建立三国联盟。这一联盟可能还会把阿富汗纳入进来,并在假以时日后接纳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一战略联盟将会使华盛顿和新德里头疼不已。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最近赞扬了伊朗和叙利亚签署的一份新补充协议,该协议标志着伊朗决心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保留自己的战略立足点,将该国当作自己进入黎巴嫩和阿拉伯世界的通道和对以色列进行威慑的工具。这也显示出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施压,包括最近伊朗境内频发的袭击,并没有起到阻遏伊朗的目的。就像以“最大抗力”应对“最大压力”一样,伊朗传统上应对域内和/或域外压力的办法就是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德黑兰清楚自己是西亚和中东地区的轴心强国,世界知道伊朗会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报复纳坦兹核设施和帕尔钦军事基地遇袭事件中的幕后黑手。中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将是双赢的,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在伊朗承受制裁和疫情双重打击之际,这份协议将使处境艰难的伊朗经济获得重要的喘息之机。此时伊朗的军事和核设施目标遭到破坏很可能是以色列和某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携手完成的杰作。一位希望匿名的德黑兰政治学家说,“这些针对伊朗的攻击行动,其目的很可能是要阻止特朗普在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前几个月与伊朗达成协议。”反过来,这使人们开始质疑特朗普真实的伊朗战略到底是什么,毕竟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刚刚遭受了重大挫折,安理会坚决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一项对伊朗实施无限期武器禁运的提议。此外,一位联合国专家谴责美国在今年一月份使用无人机杀害了伊军高级将领卡塞姆•苏莱马尼(QasemSoleimani)和其它9名伊朗、伊拉克官员,声称这一行为是“肆意违反国际法的非法行为”。根据联合国报告,此次无人机攻击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并反过来“固化”了伊朗对美国的敌意,几乎使伊朗官员再也无法与特朗普当局展开直接外交接触。在伊朗由强硬派主导的新一届伊斯兰议会开始其运作后,这一局面变的尤为明显。哈桑•鲁哈尼(HassanRouhani)总统领导的温和派政府现在已提前进入下一次伊朗总统选举前的跛脚鸭阶段,越来越无力推出重大的外交举措。伊朗的某些政治分析人士辩称,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仍存在一个窄小的机会窗口期达成新协议,出现这个窗口期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会对上述德黑兰-北京协议做出反应。考虑到伊朗采取与“超级大国等距交往”的后革命立场,伊朗与中国达成协议反映了德黑兰在美国的压力下开始推行“新向东看”(newlookEast)战略。这与“新向西看”(newlookWest)战略逻辑相反,其目的是伊朗想在新冷战的惊涛骇浪中与各超级大国保持等距外交。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华盛顿愿意放松对伊制裁和威胁的假设之上。但能否如此还有待观察。同时,纳坦兹核设施和帕尔钦军事基地接二连三发生莫名其妙的火灾和受到破坏坚定了伊朗强硬派的看法,使其悲观的认为美国对伊政策不可能发生改变。他们认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坚定不移的捍卫伊朗利益,这证明了北京的可靠性。伊朗的强硬派同时也意识到伊朗有能力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将不仅服务于拥有8000万人口的伊朗市场,还会为更大的拥有46亿人口的欧亚大陆提供服务。(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亚洲时报》)','https://www.guancha.cn/KavehAfrasiabi/2020_07_15_557617.shtml','中伊关系,能源格局'),(55,'徐小刀:三峡大坝能防多大洪水?泄洪会威胁下游安全吗?','徐小刀','2020-07-15 07:42:38','每年洪水来临,三峡大坝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眼下正值南方汛期,目前全国共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109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33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大家这几天在新闻上也看到了,鄱阳湖告急、洞庭湖告急,受灾最严重的江西部分地区更是一片泽国。于是又有人出来问了,能防千年一遇洪水的三峡怎么不见发挥功能了?洪水期不蓄水反而泄洪,这不是要下游遭殃吗?三峡只知道发电挣钱,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却置若罔闻?今日推送工程师徐小刀三连,介绍三峡大坝的防洪功能、发电价值,以及如果三峡大坝遭受攻击会怎么样?视频首发于B站@工程师徐小刀,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https://www.guancha.cn/xuxiaodao/2020_07_15_557615.shtml','三峡,洪水'),(56,'雁默:“大写的尴尬”该给蔡英文,而不是默克尔','雁默','2020-07-15 08:20:40','【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雁默】论重视人权,大概无人会怀疑德国高度,律师费迪南.冯.席拉赫在他一系列的小说中,非常动人地侧写了德国对人权的坚定信念。这几本精彩的故事,近年在台湾书市销量不俗,让我们开了眼界。重视个人权利,对任何社会而言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不过,“人权治国”的概念小觑了执政的复杂性,人权价值,更难以在国际政治里成为标准共识,因为各国的历史文化差异颇大,没有任何一国有权利强制其他国家服膺本国人权标准。举个例子,“废死”是众所周知的人权价值,但台湾人至今无法接受,而且是压倒性不赞成废死。有任何国家能以此为由,以政治与经贸手段制裁台湾吗?答案不言而喻。那么关于这几周在国际社会掀起波涛的“港区国安法”,我们看到了什么?都不要再假掰了,我们看到的是人权价值被当成武器,被当成国内政争的支点,被当成选举提款机,被严重糟蹋的不是中国大陆,而是人权价值本身。德国主流媒体自去年香港事件开始至今,几乎天天拿人权价值鞭挞北京,并配套新疆问题集中泼脏水。然而,当美国发生了弗洛伊德事件,甚至让一般欧洲平民也有感而呼应种族人权,这些媒体却是轻描淡写,轻纵华盛顿,相关报导与“香港传真”根本不成比例。这种再明显不过的双标,怎么不是糟蹋人权?幸而,默克尔政府拒绝随媒体起舞,拒绝让偏执的双标蔓延到严肃的国内治理与外交政策,而这引起了德媒日益高昂的尖叫,在野党则见猎心喜,顺手就拿廉价的人权议题向执政党丢掷,顺势垫高自己。德媒质疑默克尔政府未能展现捍卫人权的立场,至今拒绝强烈批评北京,于是给了一个“大写的尴尬”讥刺默克尔。德国防长卡伦鲍尔对此的朴质回应最为可佩:我们知道用强烈用语很简单,也给你们自己心里感觉很好。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做法会截断所有联系,妨碍后续可能产生的影响。早前,德国外长公开提醒在香港的德国公民,谨言慎行避免前往发生抗议示威的场所,遵循港府的安全指示。此言引来德媒不满,遭酸“自我审查”,此激昂词汇也被台媒囫囵吞枣地引用。试问,德外长的警语,哪一句是错的?执政者不保护自己公民,难道要鼓励在港德人参与高风险示威,然后在异乡坐牢?什么时候开始,彰显价值比保护人民更加重要了?一切只为了让精英自我感觉良好?德国的立场并不模糊,其防长罗列了“三大现实”理智地分析情势:其一、中国展现了没有“民主与自由”却仍能运作良好的经济体,是世界仅有。其二、中国仍是世界各国在处理重要问题时的重要合作伙伴,例如气候变迁。其三、中国仍是欧盟重要的经济伙伴。在此现实下,默克尔政府主张以经济合作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观。这样的主张在近日又得到了德国经济部长的再度强调,他接受德媒专访时表示,德国坚定捍卫人权,但也坚信贸易能够促成一定程度的转变。德经长同时也委婉表示,不是什么话题都适合公开表态,有时此举适得其反。再者,德经长还强调,尽管为人权事业发声非常重要,但是也必须要认识到,世界上很多人\"并不总是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观念\",因此旨在促进稳定、减少冲突的国际合作与贸易就凸显了重要性。德国防长,外长到经长的公开谈话,在在显示默克尔政府努力摆脱偏执的媒体公审,坚持为德国甚至欧盟的最大利益,不惜逆风而行的勇气与理智。他们挑难的做,用温和的态度应对媒体的尖酸,拒绝粗暴地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到其他国家,而不计后果。默克尔也让我们开了眼界,什么是执政高度,什么是宽宏视野,什么是择善固执。相对地,在野党与媒体不必顾虑国家的长久利益,以及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只需要在教条化的价值堡垒中,做容易的事,只顾自我感觉良好即可。因此,我们必须对“国家机器”的负面意涵,分一点到那些自称监督“国家机器”的公民团体上,这些不必负责的单位组织,各以自身偏狭的主张,侵蚀国家整体利益。后果是,不只人权,我们曾经深信的新闻自由,也在被部分媒体遭到滥用而逐渐失去公信力。德媒动辄以“香港人对德国失望”,俨然以香港代理人自居,浑然不顾支持“港区国安法”的港人,也有对人权的另一番看法。至此,人权基本教义伪善的一面昭然若揭,反倒凸显默克尔政府在价值议题上可贵的谨慎与理智。而这一份理智,使得德国无须面对香港政治难民的议题,相对地,英国政府就不得不处理,而处理方式却只接纳香港富裕阶级或高端劳工,“人道”不了年轻的示威群众。那么,德英两国,是谁在人权议题上被扣分了呢?突出自己伪善的,当然是英国。','https://www.guancha.cn/yanmo/2020_07_15_557623.shtml','蔡英文'),(57,'夏日:面对汛情,干群如何形成统一意见','夏日','2020-07-14 08:29:0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夏日】入梅以来,湖北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长江防汛形势严峻。根据鄂东南地区A县观测站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的数据,降雨量达到713.8毫米。部分地区闸口水位超过1998年,多处地区出现溃口情况,防汛应急从II调整到I。笔者所在的乡镇位于A县,南依幕阜山脉,北邻长江,是沿江防汛的重要地段。按照村镇统一部署,要求各村庄所有村民都积极参与防汛,维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自接到乡镇的安排,村里进行了紧急动员,临时召开村民组长会议,商讨防汛事宜。开会前,村干部逐一给村民组长打电话,要求他们必须来村委会参加防汛会议。接到村书记的电话后,作为村民组长的父亲,很快骑摩托车到村委会大楼服务大厅参与会议。笔者跟着他参与了本次村民小组会议全过程。笔者到时,村干部还在打电话联系村民组长,时而闲谈防汛事情。等了十几分钟,各村民组长陆续来到。在这一过程中,村干部与村民组长闲谈汛情情况,村民组长说了一些问题和无奈,甚至讨论其他话题,村干部也无能为力,但暗示防汛之事迫不及待,必须得做。气氛一度很尴尬,但很快又缓解了。最后只有两个村民组长因为在附近工作而没有回来,还有一位家里有事说晚点来,但也派了一名人员过来旁听。村民组长基本到齐后,村支书就宣布会议开始。他着重强调本次汛情的严重性,“昨日,水位线上涨一米,目前汛情很严峻,市长与县长都到现场指挥”;同时,给出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镇级要求每村每日出30人左右,参与防汛。”随后问各村民组长的意见。有些村民组长性子耿直,直接说防汛人员不够,不好找;有些村民组长偶尔插几句;有些村民组长旁听不语,察言观色。村干部则是及时参与讨论中,时不时回答村民组长的问题,甚至提出一些意见与方案供村民参考,方便村民组长继续讨论,避免会议变成你一言我无语。有时讨论到激烈处,村干部就借机给村民组长发矿泉水,降降火。从开始的讨论看,村民组长与村干部的意见是分歧的,这是主要方面;村民组长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为次要方面。通过持续轻松的讨论与协商后,不到半个小时,干群形成了统一意见,达成了最大程度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在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有效化解分歧。据村民组长回忆,在1998年发生大洪水时,村民普遍留守在家务农。村干部安排谁就是谁,谁去防汛根本不算是问题。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继续推进,村庄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村庄中中青年都进城务工去了,留守在村庄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谁去防汛就成了一个问题。这里面的首要问题,是村里雇人还是村民参与?村民组长表示:“如果村民不去,村里自己请人,现在什么事都是请人。即使要人去,那应该按照人口或田地平摊,否则叫不到人。”村书记回应:“镇区的居民已经防汛很多天了,都是义务工,没有请过人。”村民组长希望“村民去防汛,国家要支付”。村干部无奈:“村里没有钱,有钱也不是现在。”村民组长疑问:“有的户去,有的户不去,怎么办。”村书记答道:“这是防汛,不是其他事。”最终讨论达成共识:村民主动参与,而不是雇人,同时保证公平。然而,如果村民不在家,怎么办?有的村民全家都不在村,有的家里只有一两个老人,无法出义务工,这怎么办?要保证公平,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村民组长提议,没有出义务工的就要出钱,但是认为收钱不容易。村干部说,“只要是周村的,每户都有义务出防汛人员。沿江某村每天60—70人参与防汛,都能有人,难道我们村连三十多人还凑不齐?”经过会议的讨论,如果不能出义务工的就统一出钱,按照100元/天计算或者自己请人替代。村中留守人群、妇女能不能去?村支书则认为没问题:一是邻村义务工80%是妇女;二是防汛主要以巡逻为主,体力活还好。由于很多妇女不会骑车,因此她们如何达到防汛地点也是个问题,不过这些都交由各小组自己处理。愿意参与防汛,大家基本上达成共识,而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又成了大家争议的话题。作为非典型村庄,村庄以自然湾为基础形成村民小组。按照日常的惯例,公共事业都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开展。一是村民小组如何搭配?按照上级的部署与安排,防汛时长可能一个月左右。村里总计十个村民组,每个村民小组都要参与。结合村庄实际情况,村干部提议:按照两个村民小组搭配,分为五个大组,总计四轮。由于每个村民小组人口不一样,甚至差异比较大,最终村民组长与村干部达成一致,认为“大村民组与小村民组”搭配的形式比较合情合理。“大村民组就要多出人,小村民组也要出足人。”二是五个大组如何排序?由于每一轮是五天,哪个大组先去并没有现成的方案。有的村民组长想着,“万一防汛只有几天怎么办?排在前面大组的吃亏,排在后面的大组就捡便宜”。村干部则讲,现在不是90年代,这样事不能直接安排,也安排不了;如果村干部安排,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村民组长有很大意见。因此,村干部认为不如让大家讨论。“抓阄”作为常用的手段,成为解决此类问题最公平有效的方法。村干部当场制定了五个阄,五大组各出一人参与。在现场,笔者观察到:一方面五个大组,谁都不愿意先抓,生怕运气不佳;另一方面每个大组里面两个村民组长也是不愿意抓的。然而,经过短暂的沉默与协商,他们还是抓了,毕竟这是大家认为最好的方式。一旦抓好,谁先谁后就确定,各村民组长无话可说,这不是儿戏。即使抓到第一,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很快也就确定了参与顺序。至于村民小组内如何安排人数,就交由两个村民小组自己协商。','https://www.guancha.cn/XiaRi/2020_07_14_557476.shtml','洪水,基层,基层治理管理,民众动员'),(58,'阮宗泽:校准中美关系方向,“三要”、“三不要”','阮宗泽','2020-07-14 07:28:06','非常感谢各位!我很荣幸有机会参与到今天非常重要的对话中来。这一节的讨论要求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如何走,提出建议和看法。我主要谈一谈未来中美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便开展更好的合作。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正在经受严峻考验,也可以说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我认为中美关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叙事。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已经让人们看到世界不可分割,我们命运相连,面临同一个病毒威胁,需要一场共同的战斗。而且,有理由相信只要携手应对,就能战胜疫情。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美通过建设性的合作去应对危机,正因如此,双方的合作才成功地拯救了世界,让世界免于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到崩溃之中。但是很遗憾,当前新冠疫情并没有给中美提供一个合作的机会,恰恰相反,它让中美之间进一步疏离了彼此,令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向前展望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我们并没有既定的脚本,需要找到新的叙事。若简短地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尽管中美关系经历过起起伏伏,但我们看到中美关系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奇迹。中美关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给国际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中美关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也许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建交之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时期。为什么会坠落到如此恶化的状态呢?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单方面地重新定义和重置中美关系。诸多事件表明,美国所采取的单边行动破坏了双边关系,美国是发球方,而中国是回球方,中方不得不做出反击。中美关系的下滑状态令人担忧。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个关键时期重新校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鉴此,我提议“三要”“三不要”。第一,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为此,美国需要克服一些文化障碍。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有一种“传教士使命感”,总想去改变世界,改变别人。而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相信的是“和而不同”。第二,不要做污名化之事。新冠肺炎病毒才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和威胁。第三,不要推诿责任。我们都应该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协同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第一,要改善和重启中美对话机制。由于现在没有这样的气氛或环境,对话的机制缺失,误解增多。中美应该更多地进行对话和交流,才能增进理解。第二,要在多边问题上加强合作。现在面对疫情,全球都认为应当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中美是两个大国,加强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是国际社会的期待。第三,要管控危机,而不是制造危机。这一点非常重要,中美两国现在已经遇到了很多的难题,双方需要通过管控危机以便减负。','https://www.guancha.cn/RuanZongZe/2020_07_14_557456.shtml','中美关系,中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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